近来笔者整理抗战时期香港话剧运动史料，发现在1939年4-7月间，夏衍频繁地在香港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在《申报(香港版)》①发表了若干文章。这些活动与文章在夏衍生前出版的《懒寻旧梦录》《夏衍生平年表(初稿)：1900—》《夏衍著译系年》等文献中未体现，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1-16卷)》对这些文章的一部分也是失收的。 夏衍在港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发现佚文对文学史的研究有何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史实辨证：1939年的香港之行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文救会”是有国民党党员参与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救亡日报》最初也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报纸，创刊之初中国共产党方面派出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国民党方面则派出樊仲云担任总编辑、汪馥泉担任编辑部主任、周寒梅担任经理②。上海沦陷后，夏衍随《救亡日报》社于1937年12月迁往广州。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抵穗后不久即应陈诚邀请北上武汉，《救亡日报》的工作由夏衍实际主持。同年5月，日军对广州实施大轰炸，国民党派驻到《救亡日报》的汪馥泉逃回上海，“不久后，张镛也因贪污问题被揭发，而离开《救亡日报》。从此以后，这份报纸就没有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③。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夏衍与《救亡日报》社迁往桂林，于11月7日晚抵达。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夏衍离开桂林赴港“避难”。夏衍走后不久，2月28日《救亡日报》被桂林当局禁止出版。 因为有《白首记者话当年》④的回忆，夏衍在桂林期间(1938-1941年)两次香港之行广为人知，并且被写入了各个版本的夏衍传记：分别是1938年12月，赴香港找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筹款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以及1939年底为开办印刷厂，再次赴港“筹款买一副新的五号字铜模”⑤。1938年12月的这次香港之行，能够在夏衍1939年1-2月连载于《救亡日报》的系列文章⑥中得到印证——“为着社务，12月4日又从桂林经广州湾赴香港，12日到达”，“29日由香港上船，31日抵海防”，“1月12日回抵桂林”⑦。四十多年后，夏衍写作《白首记者话当年》中有关此次赴港经历的回忆，即是根据《长途》。 但是对于1939年的另一次赴港经历，夏衍在《白首记者话当年》中的回忆，却很有可能是误记。夏衍在文中说，“我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经广州湾(今湛江市)乘船赴香港”，“这次到香港的时间也很短，但同时达到了两个目的，其一是得到何香凝先生和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筹款买了一副崭新的五号字铜模；其二是向当时在港的文化界友人(特别是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乔冠华等)约定了一批关于欧洲战事的‘本报特稿’”⑧。现存的《救亡日报》残缺不全，但是我们能在1939年8月23日的《救亡日报》上找到乔冠华以笔名“乔木”发表的文章《东京谈判的落幕》，假如夏衍有关约稿的回忆没有错的话，那么其1939年赴港的时间应不是当年的12月下旬，而是更早。《白首记者话当年》是夏衍于1980年时所写，其时他已80岁高龄，对四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的记忆可能在无意中产生了遗漏，甚至是错误的回忆。然而，《白首记者话当年》1981年被当作《懒寻旧梦录》中的一节出版，影响深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赴港的这一说法也被1985年出版的《夏衍传》所采用⑨。 收录于《夏衍全集》中的若干文章，也可以证明，1939年，夏衍不是在12月也不是在2月，而是在其他时间前往并停留在了香港。《论剧本荒》是夏衍在香港青年戏剧协会的演讲，其落款日期为“1939年4月”⑩。《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一文是夏衍写给于伶的回信，落款为“1939年5月5日在香港”(11)。 夏衍孙女沈芸经研究，认为夏衍1939年赴港的时间是2-3月。据《夏衍全集》所附沈芸著《夏衍年谱》，夏衍1939年2-4月间的行动轨迹为：“2月，赴香港为《救亡日报》筹款，因女儿沈宁生病，回沪；3月，回到桂林；4月底，与桂林文化界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人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返回重庆途经桂林。”(12)这一说法明显与大量的新闻报道及《夏衍全集》收文的诸多细节不符。 陈坚与陈抗1998年出版的《夏衍传》，没有采用1939年12月赴港的说法，而是根据夏衍文章《上海奇谈录》《上海见闻别记》(13)，以及顾雪雍所写的文章《夏衍与恽逸群》，认为夏衍1939年上半年曾从桂林回过上海，并从上海归来时取道香港，而其回上海的原因是“留守在上海的蔡淑馨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爱女沈宁的身体又不好，这使他不得不冒险回上海一趟”(14)。陈坚版《夏衍传》(15)的这一说法也是不确切的，除了没有给出夏衍此行的具体时间，也忽略了其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和工作。从香港本地的大量新闻报道来看，夏衍4月初到港7月初离港，除了5月上中旬有间断外，一直不停地公开参与香港的统战与文化活动。而根据夏衍所写的《上海奇谈录》和《上海见闻别记》，其离港赴沪又再次返回香港的时间正是1939年5月上中旬。 二、统战与戏剧：在港的主要公开活动 夏衍的中共党员身份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公开，担任《救亡日报》总编辑，也让他肩负着在敌后统战的神圣使命，这是周恩来等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有意安排——据《懒寻旧梦录》，周恩来让夏衍创办《救亡日报》时就决定了他“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复刊之后”，“就得分出一部分(也许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去做统战工作”(16)。的确，从香港本地报纸所刊载的新闻来看，夏衍在港的公开活动明显分为两类，一是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从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公开活动，二是以剧作家的身份参与或组织话剧活动。 (一)统战活动 1939年4月4日，夏衍第一次在香港公开露面是受香港新闻界的青年记者们邀请，在告罗士打茶室的茶会上，向青年记者们汇报了“工作经验及一般观感”(17)。4月5日，香港银行业业余联谊会又邀请夏衍前往嘉华银行做演讲(18)。4月15日晚7点，有社员五百余人的“各业青年业余最正当自我修养之社团”香港业余联谊社也邀请夏衍做演讲，夏衍出席活动的身份为“《救亡日报》总主笔”(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