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2)01-0162-11 一、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构成 (一)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加之新式国文教育的推广，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文学史”登上历史舞台，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为嚆矢。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十年(1900-1910)为中国文学史“发轫期”。①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在体例模式、结构抑或内容方面，都有别于当时西洋、日本流行的文学史著述。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黄人《中国文学史》(1907)、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1909)为代表。举凡传统小学、文法②、修辞、文章学等非文学史内容几乎都包含其中，与其说是文学史，更像是融合了中国固有之学的学术史。这类文学史著作还有一个显著的身份，便是近代新式国文课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因此，与后期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新”文学史研究著述相比，最早以“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兼及学堂科目、著述体例与知识系统③，在体例模式及内容构成方面有一定区别。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出自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04)。这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国文课程授课讲义。该书共十六篇，内容包括小学、文法、词章、经学、诸子文体及历代文章流别，其中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史内容之一。1907年，黄人(1866-1913)为东吴大学④国文课编撰国文教材《中国文学史》，较之林传甲书，其视野更加开阔。作者不仅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还将前人鄙薄的神话、小说、戏曲、杂文等通俗文学纳入文学史体系之中，但仍然包含文字、韵学等小学、经学内容。 这一时期，作为海宁中学堂国文课讲义的来裕恂(1873-1962)《中国文学史稿》(1909)也取“学术史”模式，但小学的内容明显减少。这并不是来裕恂不重视，而是将小学内容转移到同为国文教材的《汉文典》(1906)中。这部《汉文典》是来裕恂于1904年赴日留学后，参照日本文典引进西方最新“语法”内容撰写的一部集文字、文法、文章、文学于一体之作。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史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抄录了《汉文典》。⑤《汉文典》侧重于对文义、文法、修辞内容的论述，关于文章流别、文体的讨论较为薄弱，《史稿》则刚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两者是在同一学术思路下的内容互补，同为中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⑥同样作为国文教科书，与早期中国文学史体例模式、结构与内容安排极为相似的还有刘师培(1884-1919)的《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中国文学教科书》计划编写十册。在内容安排上“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⑦。 这种以“小学”为根基，包括经学、史学、文章学在内的“学术史”框架在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相当普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建设者倡导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这种将小学、经学等传统学术体系纳入文学史框架的情况才开始改变。直到1927年郑振铎《文学大纲》问世，才淘汰了传统小学、经学等非文学史内容，文学史框架结构基本确立。 (二)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成因 近年来，对于早期中国文学史“另类”模式的成因，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首先，直接成因是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随着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以及新式国文教育的展开，以国文课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既要满足教改的“致用”目的，又要契合恢复“人伦道德”精神旨归，最终达到课程教育以中国固有之学为主，兼及西学，实现“中体西用”。⑧其次，根本内因在于对传统学术体系的认同与强调。近代教改下形成的“七科之学”中，“文学”一科包含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是由传统“四部之学”衍生而来的。尽管课程设置是仿照西方、日本学制设定的，但“文学”一科并未改变中国固有的学术构成。我们对西学的借鉴大多是制度层面，并未深及内里。再次，编撰者自身的学术背景、知识体系构成及文学史观也有一定影响，来裕恂、刘师培、黄人具有良好的传统学术功底，而后广泛接触西学，能够对中西学术优劣作出合理判断与取舍。最后，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文学史本身就是“舶来品”。彼时西方、日本的文学史以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为主导，但这种治史思路、文学史模式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明显差异，因此不能照搬照抄。然而处于晚清中西学术交流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式国文教育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又不可能走传统目录学的老路，因此必然要接受外来知识与经验。关于“外来资源”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影响，学界亦有讨论。陈广宏详细梳理了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收与改造，以太田善男为“中介”，对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吸纳。⑨朱首献分析了晚清以来西方以进化论、实证主义为理念的科学主义对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精神内核、话语模式及价值维度的深刻影响，并指出由于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史不相适应，在早期中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产生了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⑩温庆新针对外来资源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论述了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远藤隆吉《中国哲学史》、坂本健一《日本风俗史》、日本《汉文典》、赫德《辨学启蒙》、赫胥黎《天演论》等西学著作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以及日本《汉文典》与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的关系等，使我们对早期《中国文学史》对西方、日本外来经验的借鉴与吸收有了一定认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