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后，诗坛对前明诗歌主要流派的流弊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与反思，而对竟陵的评骘似乎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身处其中的黄宗羲描述当时风气说：“痛恶者竟陵，稍宽者公安。”①魏禧也察觉到：“盖自王、李以其诗倡天下，天下靡然从之者数十年，竟陵起而排之，而今之排竟陵者又加于昔。”②类似说法在时人笔下不时可见，毋庸赘引。不过，黄、魏所论主要在于描述其时批判竟陵的声势之浩大，至于后者在重压之下的命运，即究竟是走向穷途末路还是余波未泯，他们并未做出明确的指认。可资比对的是，康熙元年(1662)，攻击竟陵的首领钱谦益在写给李楷的信中，对“窃窃然戴一二人为巨子，仰而曰李、何，俯而曰锺、谭”③的现象仍然耿耿于怀。而自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一年(1672)，邓汉仪在编选《诗观》初集期间，发出“世奈何复举寒河之帜，而思易天下之风尚也”④的感慨。一个“复”字，道出了竟陵诗风回潮的迹象。从他们的反面评价中足以见出，锺、谭在诗坛的回响不可小觑。然而，从乾嘉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以迄当代的文学批评史及各类专题研究，多继承并发挥黄、魏二人的论断，逐渐引申出竟陵诗派在清初已成明日黄花的结论，并且几乎固化为人们的普遍认知⑤。回到历史现场来看，不少名流起而反拨趋于极端的矫枉之论，尤其是为锺惺和谭元春消解污名，在创作实践中亦踵继其流风，并调和其与七子的门户之争，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趋向，足见清初诗坛对竟陵诗派特别是其领袖锺惺和谭元春的接受，具有多元面相和复调特征。勾稽相关言论并辨析其理论内蕴，探究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对锺、谭的效法，不但有助于全面把握竟陵诗派在清初接受的真实情形，也有助于深入认识清初诗学与前代诗学尤其是中晚明诗学的内在关联。 一 清初诗坛对锺、谭的回护 当讨伐竟陵的声浪日趋高涨之际，不少诗人挺身而出，力图扭转矫枉过正的风气。他们区分锺、谭与其趋从者的不同，本于“性情”诗论以及对地域诗歌传统的维护，称道两人的高洁人格，发掘并揄扬其诗论中的可取之处，进而肯定其在明诗发展链条中的地位，从多个角度维护他们的正面形象。 以钱谦益、朱彝尊与七子后学为核心，清初诗坛对以锺惺和谭元春为旗帜的竟陵诗派口诛笔伐，乃至将“诗妖”“鬼趣”“亡国之音”等恶评加诸其人与其诗。流风所及，“诗亡于锺、谭”⑥以及将锺、谭的崛起视为“风雅之劫运”⑦的看法俯拾即是。不过，这类全盘否定的思路，丝毫无视其长处，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弊端，进而受到一时名流的质疑乃至反驳。余怀对比了锺、谭在晚明与清初的悬殊地位后，认为无论是昔日的学步还是当下的群相责骂，都出于“习气”，同时宣告自己始终保持“不学亦不骂”⑧的立场。这番表态貌似不偏不倚，置身于论争之外，但联系到当时诗坛竞相指斥竟陵的背景，实有疏离谩骂风气的意味。而即便某些对锺、谭整体上持否定看法的诗人如方孝标，针对当下流于极端的矫枉态势，也有“近虽知彼失，而未得其平”⑨的微词，认为竟陵的优长理应得到后人的正视与承认。方氏“恶而知其好”的姿态，隐隐显现出批驳竟陵的阵营亦非铁板一块的事实。余、方所论或是碍于整体形势，亦或受个人性格所限，下笔较为委婉克制，而且语焉未详。还有一些急于改变现状的诗人，则径直将矛头对准了钱谦益和宗奉七子的诗人。与钱谦益交谊颇深的曾灿就公开唱起了反调，他说：“近世率攻锺、谭，虞山比之为‘诗妖’。然锺、谭贬王、李太过，今人又贬锺、谭太过。”为锺、谭蒙受时人特别是钱氏的不公正评价而鸣冤叫屈。同时，为了杜绝七子过度摹拟前人所招致的流弊，他表示：“宁为锺、谭之木客吟啸，无为王、李之优孟衣冠也。”⑩言外之意，竟陵诗歌中备受抨击的“木客吟啸”是自辟新境的表现，远胜于七子对汉唐诗歌的亦步亦趋。对于“无不知攻竟陵”的流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董以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他敏锐地观察到，为了规避竟陵诗歌的缺失，许多诗人不惜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知其俚鄙而学为华靡，知其纤曲而学为率直；联篇累牍，诩诩然自号能诗，卑者忘格调而竞风华，高者离性情而言格调”，以至于“学竟陵而诗亡，攻竟陵而诗愈亡也”(11)，所失远远大于所得。这里，他虽未明确其具体所指，但“华靡”“率直”以及“竞风华”“离性情”一类贬词，暗自指向云间诗人以及推崇宋诗的钱谦益。由此可见，清初诗人对竟陵的竞相指责，已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集体警惕与自觉抵制。 为了回击将锺、谭“妖魔化”的论调，纠偏者大力廓清二人与其追随者的界限。文学史上任何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创始人的苦心开拓与追随者的群相响应。不过，由于后学与创始者的才华、学力相去较远，往往会导致流派的发展每况愈下，竟陵诗派也难以例外。锺惺在生前闻说“竟陵一脉”“锺伯敬体”等说法后，已预料到“物之有迹者必败，有名者必穷”(12)的前景。愈来愈多的诗人自附门墙，不免泥沙混杂，为后来的备受讥弹埋下伏笔。而众多批判者将其混为一谈，既埋没其精华，又在无形中放大其缺点。不过，这类思维方式的缺陷显而易见，自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可。在目睹了竟陵从晚明到清初的升沉起伏后，钱光绣将其广受谴责的原因归结为“非锺、谭过也，不善学锺、谭过也”(13)。毛先舒也指出，以锺、谭相标榜的晚明诗人良莠杂陈，“悉冒竟陵之苗裔”，不免以假乱真，而“原其初政，未或如斯”(14)，因此不能将前者的缺陷一并归咎于后者。徐增以锺、谭“尚生”的诗学思想为例，说明了二者与其拥趸的差异。徐氏承认“尚生”说导致了“不由学问之诗也”的弊病，但又强调，在七子诗学导致“诗道柔靡”的情况下，“尚生”说的提出恰逢其时而且有匡正之助；不幸的是，竟陵后学对“生”的理解以及相关的创作实践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以兀兀之胸，而运以格格之腕，辄手一刻以赠人，无怪乎诗道之日沦也”。两相比较，“锺、谭之生，由学问而生”，但“世之效锺、谭者，不由学问，而遽求其生”，舍其本而求其末，未能真正领会其精髓。从这一角度来看，“今之学锺、谭者，皆锺、谭之罪人也”(15)。洞察到锺、谭由“学”以求“生”的苦心孤诣，以及二者以“学”为根柢的创作理念，这既是对其诗学思想的客观评价，也为其在清初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由此，将“不学”的帽子扣在锺、谭身上，殊为无当。其实，徐增对竟陵多有指摘，但具体到对锺、谭的评价，则体现出相对灵活与圆融的一面。正是因为察觉到锺、谭与其后学的差异，不少诗人严格区分他们的界限，如李蔚指出：“王、李七子，锺、谭二子，其辞皆予；而所不予者，惟在其效颦学步之流。”(16)以此为前提，他们从不同维度剖析二者诗心、诗作与诗选的特色和造诣，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加诸其身的种种偏见。 清初诗坛普遍标举性情，并且推崇以性情为根柢的真诗，“性情”是衡量各类审美旨趣高低的大经大法，也为诗家对锺、谭的回护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资源。大致而言，儒家的人性论和人生价值观构成了性情说的核心：在思想内容上，强调立身行事一以忠孝为则，在此前提下如实表达自我的情感世界，从而达到礼义与情感的统一；在艺术表现上，则号召摆脱前人藩篱，以戛戛独造为目标，暗含着对诗人创作天赋以及诗歌审美质素的重视。从“性情”的角度审视锺、谭诗作，其值得肯定之处不一而足。首先，其诗篇中的幽怀别趣体现出的孤高拔俗姿态，与儒家界定的狷者人格若合符节。梁份就指出，锺、谭的诗歌风貌虽然“失之凄清而不雅驯”，“然其心知好所好，恶所恶，不可谓之不正，则不谓为得之诗教，不可也”(17)，这就有力地回击了将其当作亡国之音的偏颇论调。魏裔介赞叹锺、谭在晚明“继起联镳，海内沨沨向风”的巨大吸引力，而将时下“或谓其渐失淳古”的看法归入“乌知诗之三昧”的行列。在他看来，锺、谭的独特诗风与其乡贤前辈屈原一样，都奠基于高蹈不俗的人格境界，“灏宕窈渺，皦然不滓，得之天性，故往往绝去尘垢，遗世独立”(18)。由此，看似失之于“凄清”的竟陵诗境，因为主体“性情”合乎儒家人生价值观，反而获得了充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次，由于性情诗学对主体天赋和独创精神的崇尚，锺、谭两人的才华，尤其是其学唐诗而又不为之所囿的成就得到了交口称赞。黄宗羲质疑“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范道原诗序》，《黄梨洲文集·序类》，第355页)。张贞则钦佩锺惺的“清深之才”(19)。同时，对于其学习前人尤其是唐诗的成绩，诸多诗人认为他们超越了七子。李世熊说：“夫今之能为唐诗者，前有李、何，后有王、李；今之能不为唐诗而有其唐诗者，前有袁公安，后有锺竟陵。”(20)认为前后七子未能摆脱唐诗樊篱，而锺惺与袁宏道则能翻新出奇。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汪懋麟进一步指出：“诗学之衰，不在竟陵，而在中原七子，以其衣冠优孟，神骨全非矣。”在他看来，李梦阳与何景明等人虽卓然名家，似乎能得唐人衣钵，但“步趋太过，终少变化”(21)的创作模式将诗歌的发展引入了死胡同，应当为明诗的衰落承担主要责任，将板子打在竟陵诗派身上的做法明显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