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2)01-0124-13 DOI：10.19563/j.cnki.sdzs.2022.01.012 辞赋在汉代蔚然大国，被后世称为“一代之胜”的文学，经历近两千年历程，到清代已然是末流。对此前人颇有言说，清人陆次云《与友论作赋书》说“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博雅之儒，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乘志”①；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②，这从文化与文本的角度考察赋代志书、类书的功能，阐述其在汉晋以后渐次衰落的原因。又如宋人项安世认为“读汉人之赋，铺张闳丽，唐至于宋朝未有及者。盖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此亦汉人之所未有也”③，此从文体变迁与文人才力说明赋体的衰落。然纵观赋史，清人赋创作之繁荣(如数量之巨大)与赋批评之兴盛(如赋话的独立)，又非前朝所及。对此现象，论者已多④，然探究其因，尚宜着眼于赋史之盛衰，以辨析清赋正统观的成立及嬗变。 一、盛清赋论：法古明今的正统观 从赋史的角度来看，清赋的发轫宜是明末清初的遗民作品，如吴应箕《悯乱赋》写清兵内侵之状，夏完淳《大哀赋》写亡明之悲，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情怀，然其赋风则摹拟六朝如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等。在清初顺康之际，如朱鹤龄的《枯橘赋》、尤侗的《反招魂》、施润章的《粤江赋》、陈维崧的《看弈轩赋》、吴兆骞的《长白山赋》等，各有胜意⑤，然或骚，或散，或体物，或抒情，很难看出肇造一代赋风的特色。如果着眼于当朝赋论，清代康乾盛世赋体正统观的形成与确立，显然对一代赋风的重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又成为两个重要契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康熙一朝有两件事是可以载入赋史的，一件是立“博学鸿词”科考赋，一件是命翰林院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有关设立博学鸿词科以招揽在野人才，包括前朝遗民，《清史稿·选举志四》载有康熙帝十七年诏书：“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具体举措及考试内容，见于《圣祖本纪一》十八年记述“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遹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考试一诗一赋，赋为《璿玑玉衡赋》(可古可律)，排律诗《省耕诗》。⑥正因为康熙亲自对“文词卓越”的倡导，并用朝廷的力量推尊“赋体”的功用，以衔接历史上如汉廷献赋、唐宋考赋的文化政略，才开启了清廷赋体创作与批评的繁盛。对此，胡浚《国朝赋楷序》有段追述与评价语： 我国家重熙累洽，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尤以赋独有功篇什，金版叮咛，至通其事于选用。……由是一时葩藻蔚起，甲辰、丁未两选鸿博，《璿玑》《五六》两题均依唐人试格。若愚山之雄健，迦陵之绮绣，竹垞之洁，彭羡门、毛西河之典雅秀拔，麟麟炳炳，各能于杨、尤诸家外，别营杼轴，为一朝巨制。嗣后廷试馆程，日研月渍，法愈密，材愈富，其旁搜冥抉，蒙茸煇曤之长，又直驾三唐而上之。⑦ 其论虽兼括康、乾两朝鸿博，但例举在康熙一朝得人之盛。继后，赵光在《竹笑轩赋抄序》中也有称述：“唐、宋以赋取士，讲求格调，研究章句，后世言律赋者，靡不以唐、宋为宗。我朝稽古右文，人才蔚起，怀铅握椠之士，铺藻摛文，几于无美不臻，无体不备，骎骎乎跨唐、宋而上之矣。”⑧这类评论为清人常谈，其关键语是“稽古右文”“铺藻摛文”“骎骎乎跨唐、宋而上”，思路正符应唐宋闱场考律赋并上溯汉人献大赋之“铺采摛文，体物言志”“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传统，这一思想在继后康熙御旨编纂《历代赋汇》的举措中得以弘扬。 据史料记载，康熙议编《历代赋汇》在博学鸿词科考赋之后，陈元龙受命是举约在康熙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内府刻本刊行之间⑨。有关该书的编纂思想以及对清赋正统观的确立，可摘取三则批评文献如次： 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汉兴，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之流制作尤盛，三国两晋以逮六朝变而为俳，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 古诗之流，赋居其一。摛华掞藻，事既极于铺陈；旨远辞文，义或兼乎比兴。……揆厥所自，各有专家，本为六艺之笙簧，终作五经之鼓吹。(陈元龙《上御定历代赋汇表》)⑩ 《御定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汉迄宋，文质递变，格律日新。元祝尧作《古赋辩体》，于源流正变言之详矣。至于历代鸿篇，则不能备载。明人作《赋苑》，近人作《赋格》，均千百之中录存十一，未能赅备无遗也。……学者沿波得奇，于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亦足和声鸣盛矣。(《四库全书总目》)(11) 综观其论，要在三端：一是以经义衡赋，对《诗》之“六义”入赋的思想进展，推尊雅、颂，这既是《赋汇》编纂的宗旨，也是编者视赋体为庙堂文学的批评基础。特别是康熙序中称道“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无疑超越前人的有关论述(12)，而予赋体义的极度彰显。二是强烈的致用精神与实用性原则，成为盛清赋论的主导思想。其中康熙序文中强调的唐宋以赋取士，“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即与他诏示博学鸿词所称道的“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的思想相通，是用赋招贤纳才的现实主张。至于四库馆臣称赞《赋汇》之编是“黼黻太平，润色鸿业”，则传承班固《两都赋序》所称汉人献赋之盛况“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3)，赋的“雅颂之亚”的功用得以现实的张扬。三是补前贤之不足，成一代之鸿构。赋总集的编纂，在《赋汇》之前存世者有元代祝尧的《古赋辩体》、明代李鸿的《赋苑》、清初陆葇的《历朝赋格》等，皆“未能赅备无遗”。相较而言，《赋汇》是亘古未有的赋体集成之作。合此三端，正是对历史上赋用思想的当代言说与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