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1-0122-(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12 一、明代文学人口及文学类书业 与足球人口和足球人才成正比一样，文学人口的多寡也与文学的盛衰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文学人口是指参与到作为消费产品的文学的整个生产过程并接受其成果的文学群体，即它不仅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包括传播者及作为产品链条上重要一环的阅读者。“创作者”指生产了诗、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脑力劳动者，其中的“文”涵盖魏文帝时代所有文章最初分体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四科八体，也包括后来晋唐宋元明时期作为八体衍生物的其他数十种文体，如策、疏、表、序、记、传及碑铭、祭文、行状等(虽然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文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作为广义文章学的“策、章、表、奏、疏、议、碑铭、行状”等旧体文章，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功用和价值，但在近代以前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传播者”既包括对文学作品进行策划、编辑、排版、刊刻等的刻书业人员，也包括专门以图书的运输、销售为职业的书业“下游”人员。“阅读者”在明代是一个具有全新外延的文学群体，其外延除了以传统的诗、赋、词、文等雅文学为阅读对象的读者外，也包括以新兴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为阅读对象的文学爱好者。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人口最多的时代是明清时期。道理很简单，中国宋代以前(含宋代)的文学无论是传统诗文还是作为诗歌变体的词(又称诗余)总体上是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是雅文学，它们的创作者和受众也都局限在宫廷、士大夫和士绅中间，受传承载体的限制，它们远没有下移至普通百姓中去。作为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在宋以前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大众文学形态，唐五代文言小说虽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座高峰，但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也难以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倒是发端于唐代的“说话”直接导引了宋代“说话”的发展和兴盛，据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载，目前存世的宋辽金元小说话本50余篇，讲史话本8种，还有说铁骑儿和说经小说话本5种。①与元代杂剧的受众一样，宋元白话小说的受众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他们是一群用耳朵“阅读”的受众。 而这一情况到明清时期却有了质的改观。明清时期不但文学作者群体数量庞大，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学重心进一步下移，以小说、戏剧等为代表的俗文学强势崛起并成为整个文学人口中最广泛的消费对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科举选拔体制的成熟、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这几个因素是文学人口飞跃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印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使人类文明成果得以高效地普及和保存下来了，不论是诗文等雅文学，还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都得以十倍、百倍地保存在官私藏书机构中。同时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完善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创作人才，而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引起了以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为消费对象的俗文学的接受队伍——市民阶层的壮大。从经济学角度看，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学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动力——消费需求，并使文学人口成倍甚至数十倍增长。 在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中间还存在一个数量巨大的图书生产机构——书坊。今人一般将明代刻书分为官刻(含中央刻书、藩府刻书、府州县刻书)、坊刻和家刻三种类型。官刻机构，宋元即有，明代最盛。中央南北两监、钦天监、太医院、司礼监、六部等中央部门大都刊行与本部业务有关的书籍。地方官刻中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和很多府州县也都刊刻书籍。官刻书坊也刊刻了一些文学类书籍，如史传类图书、诗文集等，但这些文学类书籍主要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官方使用及赐予各地藩王等。坊刻和家刻才是文学类书籍生产的最主要阵地。坊刻和家刻在刊刻品种及生产目的上又存在很大差别，坊刻既刊刻诗文集(主要是名人作品)，也刊刻戏曲、小说等通俗性作品，其目的在于牟利；而家刻则主要刊刻诗文集等雅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保存文献，而非营利。家刻本一般较坊刻本为胜。 书业是图书生产、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人类精神产品向物质商品转化的桥梁，没有它就不会有明清文学商品的海量涌现，也就难以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对精神产品的再生产起推动作用的消费者。一句话，明清时期的书业生产为文学消费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商品，而文学人口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激励着雅俗文学作者去生产更多适合读者需求的有价值的精神产品。 二、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 如上所述，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与科举制度初创、版刻技术稍欠发达的唐宋相比有了极大提高，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成熟的科举选拔机制造就了大量雅俗文学创作者，最根本原因则是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难以计数的俗文学受众群体，笔者拟以对比的形式就明代文学人口略做梳理。 1.唐宋明三代学校生员概述 唐代教育发达，中央及地方州县均设学校(市镇学和里学未见规定)。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唐朝全盛时全国有州360，县1557。户口峰值在天宝十一年(752)，当时户为8937792，口为59975543，即全国总人口接近6000万。②开元、天宝间，中央学校系统为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玄宗时增设崇玄学、医学)，“学生多达八千余人”。③地方学校系统包括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和县学四级(太宗间，都督府裁撤)。全盛时期地方学校总生员“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④即同一时期全国生员7万余人。但唐朝中后期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社会动乱，国家控制地区较全盛时期减少很多，此7万余生员是全盛时期的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