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自1828年发布以来，这份报告在备受称赞的同时也饱受诟病，“在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中，几乎没有一份文献像《耶鲁报告》那样激起那么多的评论，同时也遭受如此多的批评”[1]。学界对《耶鲁报告》的传统阐释和评价就集中在这褒贬两端。褒扬者盛赞其对自由教育理念及学院教育传统的捍卫和坚守；批评者则将它视为最反动和保守的文件，尤其是其对古典语言课程的辩护阻碍和迟滞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但无论褒贬，《耶鲁报告》无疑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至内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文献。[2]我国学界对它的援引和研究也是热情极高。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我们对《耶鲁报告》“多数研究的观点还停留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进步主义史学观层面上，基本没有接触到新近几十年美国史学界产生的新趋势和变化”[3]。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我们对《耶鲁报告》的认识还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我们惯常从今天的知识基础、价值观念，乃至现实的需要来理解、评价和使用《耶鲁报告》，这可能导致对《耶鲁报告》的过度解读或扭曲演绎，从而忽略了其在历史语境中的原意，以及文本本身所传达的本意。简单地说，要想理解《耶鲁报告》的历史原意和文本本意，必须搁置那些褒扬和贬斥，以及由此而起的各种激烈争论，回归《耶鲁报告》的文本本身及其产生时的历史语境，去探究耶鲁学院①通过这份报告原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耶鲁报告》对耶鲁学院和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初意义是什么？我们对《耶鲁报告》的理解和评价是否有偏差？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耶鲁报告》置于美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和解释，还原文本和事件的原意，以及它们与外界的沟通关联，同时还要看到它们的发展变化，达到“心通意会的理解”[4]。 一、《耶鲁报告》的历史溯源和版本勘误 我们一般认为，与《耶鲁报告》的产生有直接历史关联的是美国19世纪头20年学院课程改革的各种尝试和激烈争论。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古典语言的学习一直是传统学院教育的核心和主体，面对美国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现实，以及从欧洲涌入的大量新思想和新模式，这些占据了学院教育大部分时间的“死的语言”及其枯燥机械的教学方法成为最先被改革的对象。这些课程改革中比较有名的有如下几个。1819年，杰斐逊(Jefferson，T.)在弗吉尼亚大学开设的与经典课程大相径庭的实验课程，不仅如此，他还赋予学生一定的选课自由。1825年，留德归来的提克诺(Ticknor，G.)在报刊上公开质疑古典语言学习的必要性，后尝试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等学科引入哈佛学院的课程，并通过选修制扩大学生的选课自由。1826年，马什(Marsh，J.)在佛蒙特大学进行课程改革，将平行课程和选修方式作为规定课程的补充，以减少大学对课本和虔诚训诫的依赖，并用苏格拉底(Socrates)的教学法取代道德训诫。纳什维尔大学、阿默斯特学院、联合学院也都进行了课程调整，不管哪种改革，均希望打破完全固定的课程模式，突破古典语言的限制，增加现代语言和新的学科。 外界对古典课程的质疑和各式新课程的改革，耶鲁学院均不为所动。直到1827年，身为耶鲁学院校董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的达林(Darling，N.)提议用现代语言课程代替古典语言课程，这一来自内部的提议立刻打破了耶鲁学院的缄默和平静，引发了耶鲁管理层的连锁反应。同年9月11日，耶鲁董事会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汤姆林森(Tomlinson，G.)、校长戴(Day，J.)、达林、牧师蔡平(Chapin，C.)和麦克尤恩(McEwen，A.)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调查学院常规课程的教学情况，并论证是否应该在课程设置和入学标准中取消对古典语言的要求。1828年4月，委员会召开会议征求学院全体教师的意见和看法；8月，委员会按成立时的要求在年度董事会会议上宣读报告；9月，委员会将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呈给董事会，并获得董事会的表决通过和授权出版。[5]随后，这份报告以《耶鲁学院课程指南报告(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为题出版，这便是大名鼎鼎的1828年的《耶鲁报告》。此时的《耶鲁报告》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校长戴写成，主要阐述学院教育的计划和目的；第二部分由拉丁和希腊文教授金斯利(Kingsley，J.L.)执笔，主要论证坚持古典语言学习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附在最后的五人调查委员会在董事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6]当然，这份报告的影响力这时候还没有走出纽黑文，甚至都还没走出耶鲁学院。 1829年，耶鲁大学化学和矿物学教授西利曼(Silliman，B.)将其删减编辑后以《关于自由教育课程的原始文献(Original Papers in Relation to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为题，发表在《美国科学与人文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上。[7]从此，《耶鲁报告》中的内容被摘录重印多次，得到许多学者的引用和评论，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经典文献。但国内学界对这两个版本的《耶鲁报告》基本是混用的，对两个版本间的区别也不甚了解。本文以1828年的原始版本为准。 1829年版的《耶鲁报告》比起1828年版的《耶鲁报告》在内容上删减了不少，最主要的有三处。第一处是在第一部分，校长戴评论了美国大学是否还应该继续效法欧洲大学的争论，并花了整整两页描述了德国大学的特点和耶鲁学院近期的实际状况。这些在1829年版的《耶鲁报告》中被删除。第二处是在第二部分，金斯利教授详细阐述了古典语言学习的必要性和有用性，并用相同的论证方式推导出数学学习以及其他传统课程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类推过程中的很多例子，以及与第一部分重复的地方都被删减。最后一处是，1829年版的《耶鲁报告》将1828年版《耶鲁报告》的第三部分全部删减。尽管1829年版的《耶鲁报告》保留了1828年版《耶鲁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精华，但随着删减失去了一些浓厚的思辨韵味。[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