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173(2021)6-0021-1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乡村振兴确立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三农”问题，应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全国各级党组织、行政单位、社会组织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投入到乡村建设的重要行动中来。教育部于2019年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就推动高校深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了明确要求。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突出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智力支持作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既是政策导向也是时代要求，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高校助力地方社会发展在我国拥有深远的历史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显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在全国有600多个，先后设立了1000多处实验区[1]。“清河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服务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典型代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将认识和服务社会作为办学目标，划定清河镇为改造农村社会的实验区。从组织、经济、社会服务、卫生等方面开始社会改良工作，为乡村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九年的“清河实验”被迫中断。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课题组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接续清河实验，在清河街道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称之为“新清河实验”[2]。 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社区发展时关注到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开展的“清河实验”。在已有考察民国时期“清河实验”的研究中，多将“清河实验”放置在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治理、乡村社会工作等领域内进行研究。如张学东和齐凤将“清河实验”定义为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师生举办的一种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验[3]。侯俊丹从“知识治理”的角度审视“清河实验”工作，认为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借助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塑造群体意识，在以知识社群身份参与地方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化形式[4]。萧子扬等人梳理“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总结、借鉴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启示当下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5]。也有学者单独考察“清河实验”的经济工作、卫生工作等，如彭秀良曾以“清河实验”为主题撰写六篇系列文章，对清河实验概况[6]、工作原则与组织架构及经费[7]、经济工作[8]、社会服务工作[9]、卫生工作[10]和经验总结[11]做了全面的梳理。陈争平和张顺周通过研究清河实验中以发展合作社、合作农场、乡村工商业、农业改良等方式来进行乡村经济建设，对农业现代化问题作出思考[12]。 以上对“清河实验”的研究，多集中于史料的梳理，为当下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提供借鉴。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跳出“清河实验”的实践过程和具体工作，它实际上是一次高校服务和改造乡村社会的有益尝试，未尝不可从高校与社会的互动中去理解“清河实验”。中国大学象牙塔里的一群师生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观察一定时空范围内乡村的历史、地理、生态、人口、家庭、婚姻、市场、经济与经济组织、政治、教育和宗教等，对症下药，充分将高校和社会连接起来，学以致用。“清河实验”虽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止，但一代社科人才在其中体现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和爱国情怀、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服务乡村中摸索的经验方法，甚至是其行动本身，对于现阶段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尤其是社科院系服务乡村振兴来说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示范。 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看清河实验，它应该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清河实验区正式成立前的清河调查，二是清河实验的具体改造工作。清河调查是清河实验区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被放在认识清河实验之前。关于清河实验的具体工作，虽然1931年到1933年是实验区经济股、社会股、研究股和社会股逐渐分离、各自功能清晰化的过程，几个工作体系建立完善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大，但是从工作思路设计上仍能看出清河实验对组织工作的重视，组织建设又是关系到其他方面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本文依次从社会调查、组织建设和具体实践改造来考察清河实验。 二、清河实验：高校改造乡村社会的尝试 (一)以社会调查认识乡村社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在内忧外患中处于持续衰退状态，为挽救农村的崩溃与破败，不少学术团体及个人纷纷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在遍地开花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社会调查成为各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期基础工作。1936年，燕京大学学生刘育仁在其学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粗略估计了中国1927到1935年间全国社会调查共计9027次，呈现出极度活跃的状态[13]。该阶段对中国乡村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多样，如金陵大学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高校组织的农村调查；又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华阳义赈总会等私人团体开展的农村调查；除此之外，还包括政府和个人组织的社会调查[14]。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中就强调了对农村社会事实认识的重要性，“农村建设的工作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事实的根据，又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确的调查”[15]。开展广泛而细致的社会调查成为民国时期各学术团体认识乡村社会的普遍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