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所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本是非常明晰的，即清末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主持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这本是教育史领域的一个基本常识。①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客观史实屡遭各种无谓的“挑战”。②现在，笔者就以大量相关的基本史实以及全国学术界近年来关于北洋大学堂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为据，重申并再次牢固地树立这一“常识”。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在19世纪中期因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慢慢地陷入半殖民地化的“历史深渊”，最终被迫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后起国家，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并非由本国源远流长的古代高等教育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由国内外的若干先进人士直接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形式逐步引进和“移植”而来。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的领土上陆陆续续地创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当时，西方社会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早已成型，故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时，通常都是首先从最低层次的启蒙教育或初等教育入手，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陆续开办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山东的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北京的汇文书院与潞河书院(均为燕京大学前身之一)、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等著名教会学校先后开设了大学课程，后来又先后被相应的外国教会和政府正式认可为“大学”。对此，海外学术界很早就有人认为，上述四校，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所教会大学。③ 另一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御侮图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不少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所谓“洋务学堂”。与教会学校的办学路径截然相反的是，由于洋务派最初对西方的教育制度所知甚少，只是要针对各项洋务事业的具体需要直接培养相应的各类专门人才，故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开办各种专门教育。然而，由于这些专门教育缺乏普通教育作为基础，因此，所有的洋务学堂均须从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开始“补课”，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施行专门教育。在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大多数洋务学堂的教学水平只是停留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但也有少数程度较高者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脱颖而出，突破了中等教育的范畴，初步达到了相当于现代高等专科教育的办学层次。然而，由于洋务教育始终未能构筑起一套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学制体系，因此，即使是其中办学水平最高的少数佼佼者，也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大学。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境内虽然已经有了少数几所现代大学，但均为外国教会所办，这些教会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固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它们正式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其存在本身即为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直到甲午战后不久，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政府中的少数先进人士才最终选择了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创办了第一所官办的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清末，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新式学堂可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其办学主体分别为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其中，“公立”学堂多由民间士绅捐集“公款”而建，如果按照从民国时期直至现代的定义和标准，实多为由“私法人”主办的“私立”学校。另外，进入民国后，“官立”这一称谓被废止，而以“公立”取而代之，至此，“公立”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所谓的“公立大学”，系采用现代汉语语义，指由政府部门主办的大学，在清末的语境中，与之对应的则是“官立”或日“官办”大学。由于当时“民间”的办学力量远远无法与掌控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官府”相提并论，由私人或私法人兴办的高等教育自然会远远滞后于官办高等教育，因此，在这样的基本“国情”土壤之中，中国人最早尝试并成功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必定会是一所官办大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公立大学。 那么，为什么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呢？其基本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在全国各官办新式学堂中进行了最早的现代大学制度设计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盛宣怀在洋务教育方面原本颇有建树，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所有的洋务大员中，他最先感受到了洋务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并试图用更加先进的教育模式取而代之。到了甲午前后，盛宣怀逐渐认识到，仅仅只是兴办一些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专门教育，学习一点肤浅的“西文”“西艺”，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稳步递进至高等教育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普通教育，并且将学习内容扩展和上升到更为深邃的“西政”“西学”的制度层面上去，这才是更为有效的救亡图存之道。而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创办，正是盛宣怀率先在全国范围内着力开办正规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历史开端。④ 1895年，在甲午战后不久，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便委托早年先后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与欧柏林学院研究院、后曾被李鸿聘为家庭教师的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负责筹办一所新式学堂。当年9月10日，丁家立起草了一份以“Tientsin University”(天津大学)为校名的规划书，并将该校的办学层次划分为“Preparatory School”(预备学校)与“Technical College”(技术学院)两级，也就是美国大学中的预科与本科，其中译名则分别定为“二等学堂”与“头等学堂”。丁家立指出，开办该大学的第一步，便是先指派一个由一位“华总办”与三名来自不同国家(如英、德、美、法等国)的、能干的外籍土木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赴欧美主要国家搜集各国大学章程，然后提交一份报告书，汇报国外不同大学体系之优劣，并完整、详尽地阐述如何建立一所能够满足中国之需要且能适应中国之国情的“技术学院”。不过，另一方面，丁家立又强调，该校使用英语授课，因此，校中的中国学生必须完全掌握英语。此外，这份规划书对于上述两级学堂的教师聘用、课程设置、学生的经费补贴及日常管理等问题均做出了初步的规定。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