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22)01-0019-10 [DOI]10.13236/j.cnki.jshe.2022.01.003 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效应可持续吗 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带动下，1999-2002年中国高校以年均近30％的扩招幅度迅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1998年为9.6％)。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共2738所，较1999年(1071所)增长155.65％。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含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1所)，较1999年(597所)增长112.73％；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较1999年(474所)增长209.70％。同期，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较1999年(559万人)增长648.3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高等教育进入后普及化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2000-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03％的幅度高速增长，2020年中国经济即使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仍然实现2.30％增长，总量101.6万亿元，突破百万亿大关，较2000年增长912.96％。可见，高等教育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也在持续性地释放高等教育红利，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拉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增速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逻辑起点，而经济发展却又受限于地方人才紧缺，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一方面，中央政府以权力让渡的形式开始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由“单轨制”向“多轨制”转型，以省级统筹为主，实行央地两级管理，强调“举办权”与“管理权”的分化与下放，通过合并、划转等政策将原来部委属高校划转为地方政府主管，161所中央部属高校划转地方管理[1]，构建了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举办体制和管理体制，推动高等教育管理重心的下移。另一方面，行政发包制下的中央政府财权、事权的下放使地方政府具备筹资能力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2]，地方政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大学运动”——各地大学城得以兴建，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地方大学等新型大学作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新兴力量涌现，地方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初步扩张，极大程度地保障了地方人才培养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我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素质，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3]。大量实证研究也已经验证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通过促进城镇化水平[4]、提高国家创新能力[5]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拉动作用；方超、罗英姿基于高等教育弹性系数的分析认为，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其规模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郑浩和张印鹏指出，1987-2011年间各省高校规模增长对国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弹性为0.976(P＜0.001)，即高校规模每增长1％，可以拉动人均GDP增长0.976％；而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7]。高杨等基于1987-2015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认为，中国高校数量规模对邻近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8]。对于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规模，李锋亮、王瑜琪基于2013-2016年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显示，本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规模均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67、0.037、0.016[9]，结论与吴东姣、马永红[10]的研究一致。不可否认，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为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文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统称为“高等教育规模效应”。 问题是，高等教育规模效应可持续吗？如果不能持续，在越过拐点后，高等教育应如何转型发展？以往关于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要么缺乏理论基础，并没有考虑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要么立足于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定，即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所增加的劳动力需求恰好可以吸收人口的增加量，从而可以在充分就业下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只有受到源于劳动量制约时才会停止[11]。也就是说，以往研究将高等教育规模等同于人口(劳动力)供给，将高等教育红利等同于人口红利，忽视了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红利。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任何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都会存在拐点，高资源依赖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资源匮乏阶段极易陷入经济衰退，即经济发展拐点，拐点前后出现经济增长落差[12]。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同样存在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拐点，即以现阶段的高投入、低效益的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方式，传统依靠规模扩张的高等教育红利释放方式的优势将逐渐消失，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性扩张将不能持续地拉动经济增长，表征为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提高了9个百分点，这既有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平均能力下降因素的影响，也与大量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产业结构没有得到调整，需求没有跟上来有关[13]；然而，实际上在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无法释放高等教育人才红利，无法使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实质在于高等教育新旧红利的切换，即不再依靠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而是通过创新型人才培养释放高等教育质量红利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中央政府在国家整体战略层面持续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是：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价值依归，实现人力资本向人才资本转换，持续释放高等教育质量红利，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