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与不变 刘进 林松月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变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高等教育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迅速传导到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引导全球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同时也将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选择。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政治环境将发生变化。一方面，全球政治思潮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出现后，部分西方国家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试图将抗疫问题政治化，将新冠疫情责任嫁祸中国，奉行单边主义，阻挠国际合作，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加紧对华封锁，试图遏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全球政治地位将发生新变化。乌尔里希·泰希勒等多位学者呼吁重构世界政治秩序，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政治治理。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将逐渐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将深度参与世界政治格局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也将随之发生动态变化。如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1]。 其次，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经济环境将发生变化。第一，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许多国家步入经济衰退时期，后疫情时代各国虽有望迎来复苏，但不同国家间经济表现差距将逐渐拉大。OECD发布的2021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实际GDP下降了4.2％，2021年将有望增长4.2％[2]。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欧美等地区新冠疫情不断反弹、经济复苏乏力[2]，而较早能够较好控制新冠疫情的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者”，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这有助于推动全球教育国际化布局调整。第二，全球化经济模式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受到较大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经济区域化和碎片化等趋势明显[3]。这有望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水岭”[4]，打破以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传统经济体系，经济多极化发展将成为新模式，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国际化地位将得到提升，有望助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秩序重构。第三，教育国际化付费能力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传统留学生输出国家庭付费能力下降，物理性流动能力不足，留学成本较低、较早控制新冠疫情、提供安全学习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全球排名持续上升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望分流更多欧美生源，稳固全球核心留学目的地国地位。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教育环境也将发生变化。第一，国际学生流动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带来巨大冲击[5-6]，各国因签证限制、边境管制、高校封锁、语言考试推迟等导致国际学生流动锐减，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水平、社会治理能力等成为新的影响国际学生留学流动选择的“推拉”因素。较早控制疫情、疫情防控过程中展现出较好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国有望成为更多留学生的出国选择。第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过度商业化国家带来重创，这些高度依赖留学生付费的机构可能面临严重财务危机甚至濒临倒闭[7]。新冠疫情导致美国中心地位出现松动[8]，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有望成为全球新的留学目的地[9]。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展现出足够的大国担当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增强了对国际学生留学的吸引力，有望改变全球学生流动路径[10]，提高来华留学生质量，实现从国际化大国向国际化强国的转变。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在地国际化”“区域国际化”“在线教育”等新模式迅速兴起，这有利于破除传统国际化教育瓶颈，并为中国寻求教育国际化发展“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带来机遇。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不变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各类新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流规律短期内仍难打破，这应成为下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的核心参考。 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一国政治、经济水平乃至国防、外交实力等紧密相连，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既是推进地缘政治地位提升、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对话、沟通化解传统各类矛盾的有效抓手，也是地缘冲突、大国博弈的最直接结果。许美德等学者呼吁要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沟通职能，舒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将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政治化，不仅无法通过教育国际化推动政治和解，反而国际化问题成为“政治传声筒”“政治出气筒”，成为各类冲突的新载体。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密切和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不能单一考虑教育规律本身，从全局和政治立场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布局，从系统立场构思国际化发展路径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的不变选择。 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霸权”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乌尔里希·泰希勒等学者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了以美、英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统治地位，中、印、俄等全球大国应入局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虽然如此，大家也普遍承认当前国际化领域中“文化霸权”依然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美国化”“西方化”“英语化”等问题短期内仍然难以解决。这一方面与传统的历史惯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发展创新不足有关。学者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国家国际化发展是否“回归正轨”存在不同预判，但对于中国入局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则普遍深信不疑。此种背景下，中国应将抵制各类国际化领域的“文化霸权”作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强化制度和模式创新，促进文化自觉与文明觉醒，重构全球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三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一样，迎来留学生的断崖式下降。但西蒙·马金森等学者普遍看好后疫情时代的来华留学生工作，认为中国将进一步承接美、英等国留学生的转移，晋级为新的留学目的地大国。虽然如此，一定时期内来华留学生规模与质量的矛盾仍然客观存在且不容乐观。后疫情时代，中国应进一步加强来华留学生质量管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留学生质量，真正将留学生作为重要的战略性人力资源进行培养和使用，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效形成对于高素质留学生流入的正向引导效应。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对 有学者对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关闭、国际学生流动受阻、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并推动思潮逆流，增加政治风险，进一步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11-13]。但上述部分学者的观点也显示，新冠疫情也可能带来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重构、国际化发展模式创新等积极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生力量，对中国教育国际化崛起、国际化模式创新、以国际化推动各类矛盾的解决等寄予厚望[14-15]。此种背景下，中国也应积极布局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准确把握上述国际化的变与不变规律，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强化研究。中国应全面审视新冠疫情对国际高等教育整体态势、各类构成要素可能产生的短期和长期乃至系统性影响，深入分析上述各类影响国际化发展变与不变的因素，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国际化政策调整，有效进行中长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布局，科学制定各类具体政策[16]，构建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与政策体系。 二是大力创新。中国应加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探索形成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体系[17]，为推动形成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秩序做好准备。尤其是要面向后疫情时代的区域国际化、在地国际化、在线教育国际化等新趋势，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则创新，引领本轮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三是文化引领。新冠疫情发生前，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硬”条件保障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中外教育国际化差距主要在于“软”的方面，如留学生质量、师资力量、国际化合作质量等，其中核心是文化引领不足，无法通过教育国际化活动对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许美德等学者的观点显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终极目标应为促进文化融通，以留学生、教师等为载体促进文化传播、增强文化互信、破解文明冲突。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应从刚性的指标性办学转为柔性的文化引领，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形成新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并对国际化发展理念、过程、标准进行重塑，真正达成高等教育国际化文化引领的目标。 四是高度重视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导致西方国家限制中国留学生和学术人才的流动，一段时期内中外教育、科技、人才、信息等流动仍将面临挑战。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应对也显示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应对人类社会重大灾害的能力以及对后发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和支持。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核心，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联系，打通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双循环”通道，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品质。其核心是提高国际化质量，推动中国从国际化大国向国际化强国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学术人才、学生、信息资源等交互流动。二是面向“一带一路”重大愿景、重大需求、重大项目重构国际化体系，做深、做实、做细“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而使高等教育真正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补足留学生培养质量短板，加大STEM学科招生力度，创新留学生招生理念和制度，落实趋同化管理目标，以质量提升塑造“留学中国”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