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加登战争与国家建构

      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与索马里在欧加登(Ogaden)地区的争端由来已久。索马里独立后，两国因欧加登问题多次发生冲突，虽冲突规模不大，但两国间的敌意逐渐公开化。①巴雷(Mohamed Siad Barre)上台后着手运用武力解决此问题。1977年夏，索马里出兵欧加登，战争爆发。索马里在战场上曾一度占据优势，但在决定性时刻，苏联向埃塞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索马里虽也向外寻求援助，但未能扭转战败局面。1978年4月，欧加登战争基本结束。战后，埃索两国继续处于对峙状态，是典型的国际关系中的“对手”(rivalry)。对手是指国家间存在的一种准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峙的国家面临着现实的战争威胁，不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进行动员和战备。②在1960年至1988年，埃塞和索马里的对峙持续整整29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间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对手之一。③

      欧加登战争尽管并没有对两大阵营间的缓和状态造成明显影响，但对交战国双方的影响则是长期而深远的。④战争对埃索两国各自的国家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欧加登战争对埃索两国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由蒂利(Charles Tilly)所开创的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该案例对于模型的完善又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本文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有关战争对国家建构影响的主要文献的梳理与评价；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重点探讨案例的选择和结果变量的测量；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则深入分析和比对了欧加登战争对埃索两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民)族认同的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在对个案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进行完善。

      一、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广义的国家建构指政治精英建立、巩固和重建国家能力、组织机构和合法性的过程；狭义的国家建构则侧重于国家机器或组织机构建构。简言之，广义的国家建构包括狭义的国家建构以及通常所谓的国(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从经验看，这两个过程往往并驾齐驱，相互强化。⑤

      当代世界政治的实践表明，成功的国家建构“几乎始终是国内政治的产物”。⑥尽管如此，国际战争或国际冲突却是解释国家建构的主流范式之一。这个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Max Weber)和早期的亨策(Otto Hintze)⑦，其集大成者则是蒂利⑧。斯普鲁伊特(Hendrix Spruyt)将该范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国际贸易、主权国家制度并列为近现代欧洲国家兴起的三大解释。⑨张孝芳认为，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不仅与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精英冲突(强调精英之间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驾齐驱，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原生模型之一，而且还是其中最具解释力的理论。⑩

      蒂利理论可以概括为“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s make state，and state makes wars)这个经典命题。具体而言，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990-1992年)，统治者们面临域内外武装集团的挑战，被迫进行长期的备战和作战。为此，统治者们不得不向社会汲取资源，代价是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和保护。在资源汲取、备战和战争的过程中，国家组织得以大规模扩张。由于税收的刚性，被战争推高的税收水平会在战后得以维持，从而巩固了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国家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推动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见图1)。(11)

      

      图1 查尔斯·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

      注：图中的“发动战争”等于国际战争，“缔造国家”指国内战争。

      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深刻地指出，国家建构的实质是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政府缺乏动力而且也很难重构国家和社会间的契约。(12)巴尼特等人把蒂利模型的精髓归纳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面临战争所产生的巨大安全威胁，政府必须实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大幅度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了应对社会的反抗，国家不得不建立新的官僚机构和扩张已有的国家机器来积极应对。战争期间急剧扩张的政府税收、支出、政府机构规模和人员数量等具有很强的黏性，不会显著降低，国家建构因此得到大幅度提升。(13)

      从逻辑上讲，战争也可能会削弱国家建构，产生某种“弱化效应”(debilitating effect)：国际冲突会腐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政府为了备战和作战，不得不和社会讨价还价以汲取资源，为此不得不缩小国家的权力范围，并让社会在政府相关决策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后果是社会的相对权力得以扩大。(14)然而，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取决于一个默认的前提：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控制政治权力，社会控制资本。然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建构被视为后殖民和欠发达国家的专利(15)，这些国家显然难以满足这个前提。

      简言之，蒂利命题的自变量是国际战争，因变量是国家建构。(16)从知识演化的角度看，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命题往往会经历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这个命题会得到大量的理论加固和经验支持；在第二阶段，挑战性的理论建构和经验证据开始出现，学术争论由此展开；在第三阶段，原生的简单命题逐渐演变成以条件性命题为主的知识体系，这里的“条件”可能是自变量或因变量的约束条件，可能是新增的干预变量，也可能是对命题在时间和空间适用性上的限制。“商业和平论”这个研究纲领的演化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轨迹：从奥尼尔(John Oneal)和拉西特(Bruce Russett)到巴比里(Katharine Barbieri)、再到科普兰(Dale C.Copeland)和彼德森(Timothy Peterson)(17)，“商业和平论”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成熟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