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69/j.cnki.far.2022.01.0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竞争取代军事冲突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迁最重要的动力源，大国博弈的焦点不再是领土扩张或军事较量，而是谁能掌握现代权力杠杆——贸易、制度规则以及技术。①世界主要大国，不论以前是盟友还是对手，在地缘、技术、金融、国际制度等众多领域均展开了局部或全面竞争，其中，技术竞争作为全球政治和经济整体变化的内生动力，正日益成为大国竞争中最复杂、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②这是因为，在权力转移的重要时期，尖端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已成为一国能否在政治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③为了获得超越对手的技术优势，世界主要国家必将展开激烈竞争，它们的技术政策选择因而成为技术竞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围绕技术竞争中的大国政策选择，既有研究主要从主导国和崛起国两方视角出发，其中，主导国如何护持既有的技术优势地位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主要着眼于主导国在防范竞争对手获得先进技术方面的政策选择。尼尔森和黄琪轩的研究均显示，当主导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会倾向于通过针对性地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④任琳和黄宇韬则指出，主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受到国家和市场双重逻辑的支配。当主导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时，为了护持主导地位，会倾向于以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对崛起国采取严苛的技术管制，抑制技术扩散。⑤除此之外，技术主导国还会主动发起对竞争者的科技打压。任星欣和余嘉俊通过比较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和华为的科技打压后发现，在持久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往往通过“市场压缩”策略迫使对手在竞争中落败。⑥唐新华指出，在技术政治时代，霸权国家通过构建“分层金字塔”结构的技术联盟实施排他性的技术多边主义，以争夺技术权力，达到巩固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⑦ 对于技术竞争中的崛起国而言，其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快速而高效地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追赶。围绕这一目标，学者们就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集权式还是分权式制度安排更有助于技术创新展开了激烈辩论。八田达夫的研究为自由市场论提供了支持。他指出，战后日本持续的技术创新离不开竞争政策的正确实施。⑧另一批学者则重视技术创新中国家的干预作用，波特等学者突出强调了政府主导的市场规模在一国成长为技术大国中所发挥的作用。⑨关于技术进步的最佳制度安排，德雷兹内认为分权式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集权制度下的技术发展更易犯错，也难纠偏。⑩也有学者认为集权式的政治制度更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11)路风通过回顾中国“两弹一艇一星”项目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指出要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任务离不开由国家牵头的举国体制。(12)泰勒则强调，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唯一、最佳的制度和政策并不存在，只要能解决阻碍创新的市场失灵和网络问题，一国究竟选用哪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那么重要。(13) 安德鲁·肯尼迪和戴伦·林在综合崛起国和主导国两方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他们指出，技术并非一个报酬递减的系统，崛起国试图靠主导国不断减少的技术回报来实现追赶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创新才是赶超的唯一途径，具体策略包括自主研发、商业交易和技术获取。由于崛起国的技术政策会给主导国带来负安全外部性和秩序外部性，主导国会采取严格管控技术转移、捍卫技术规则和治理规范主导权等相应措施加以应对。(14) 上述研究尽管重点突出且具有启发性，但它们未能意识到竞争中的大国在进行技术政策选择时往往遵循相同或相似的逻辑。事实上，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必须以自身技术实力为基础，并实施一定的对外政策以维持或改变现有格局。因此，不论主导国还是崛起国，它们的技术政策选择应当涵盖发展自身技术实力和处理与竞争对手之间关系两方面的内容，即同时包含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但既有研究要么仅关注主导国防范崛起国技术赶超的对外技术政策，要么仅探讨崛起国为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追赶而实施的国内技术政策，因此不够全面。除此之外，既有研究多将技术视作相对静止的客体加以对待，忽视了在长时段技术竞争中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而无法区分在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竞争参与国的目标及技术政策选择。 有鉴于此，本文引入技术生命周期理论(Technology Life Cycle，TLC)，试图探讨技术竞争中的大国在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将采取何种技术政策及其原因。本文提出，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力在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出现与发展，以及技术权力积累在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起伏变化，是各国进行技术政策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本文将对全球卫星导航领域和移动通信领域的两次大国技术竞争进行案例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当下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提出一些探索性思考。 二、大国技术政策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 大国技术竞争，是指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措施争夺技术权力的过程。依据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及其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的不同，技术权力可分为强制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三种类型。同时，技术竞争往往是一个长时段的互动过程，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技术生命周期。各类技术权力在一个技术生命周期内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技术权力的积累在两个技术生命周期的交替期也可能出现延续或中断的不同走向，这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竞争主体的政策选择将依技术权力的变化相应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