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1)06-0164-09 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特质，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华裔学者陈世骧曾针对西方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戏剧传统提出了“抒情传统”说①，后经高友工等学者论证，并进而提出“内向”的“抒情美典”说推波助澜②，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80年代末，陈平原在其《“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两大文学传统之说③。近年，董乃斌在其《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一文中又提出“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双传统”之说④。所谓的“叙事传统”以“史传传统”为根基，主要是指叙事的承传演变；所谓的“抒情传统”以“诗骚传统”为发端，主要是指抒情的一脉相承。事实上，在两大传统内外，还有一道较为显在的写人传统。这一传统基于先秦以来的诗骚抒情传统中的“赋比兴”文本创构，经过汉魏以来绘画“传神写照”等巧艺观念滋补而得到凸显。可以说，从基于古老的“观象入思”的“赋比兴”诗法，历经“立象尽意”的“传神写照”画法，再到由诗画融合而形成的“诗情画意”小说戏曲境界，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一道既重静态形貌描摹又重动态追魂摄魄的文学写人传统，并从中领略到其空间化、立体感的写人“画境”。作为中国文学写人特质的“画境”，洋溢着诗情画意，不仅给人以平铺的画面感，而且给人以立体的境界感。 一、观象入思：诗骚比象写人因素的蓄积 相对于偏重叙事的“史传传统”而言，“诗骚传统”突出表现在抒情方面。而在这一抒情传统中又饱含着丰富的叙事写人因素之蓄积。在中国传统诗骚文本创构中，古老的“赋比兴”既可被文人骚客用以抒情，也可被用以叙事、写人。⑤追根溯源，“赋比兴”三种笔法是借助“观物取象”思维来完成其修辞性表达的。 人类是从自然万物认识自我的，物形与人体、人情与物理往往形成同构关联，进而形成各种“象”。也就是说，身处原始社会的人类就开始拥有“直观”认知自我的能力，并形成某种“体认”或“体物”的思维习惯。在古人眼里，天地万物变动不居、变幻莫测，他们惯常凭感觉认知物象或现象，并以此为镜像反观自身。《周易·系辞上》反复讲：“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⑥他们常常通过观察卦爻之象，来测吉凶，并通过具体的“象”来表达无限深远隐晦而丰富复杂的“意”。《周易·系辞下》亦言：“古者包牺(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⑦上古时期，作为天下君王的伏羲氏曾经仰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观看鸟兽的斑纹，就近可取自于自身，远处可取自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既用其来领会神明的道德，又用其来表达万物的情状。 大致而言，中国文学在写人过程中，往往仿照大自然物象创造人物立体幻象，其突出表现就是惯于将人之形体以及品格进行“物化”“象喻”描摹，形成男性躯体描写的动物化倾向与女性仪容描写的植物化以及矿物化、珍馐化倾向，并创造出“英雄壮貌”与“美人娇态”等一系列幻象。 古老《诗经》中的赋比兴，多具写人功能。如《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该诗句以美艳的桃花比俏丽美人，为后世“人面桃花”经典妙喻奠定了“借花写人”基础。再如《硕人》更是一首借助“赋比兴”兼而用之，而将一代佳人庄姜之美写得淋漓尽致的经典写人之作：“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此，作者除了渲染庄姜华丽的服饰、高贵的身份，还接连以七个象喻将其柔软的纤手、洁白的肤色、修美的脖颈、齐整的牙齿，以及饱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全盘写出，从而将其美艳绝伦的貌相渲染得无以复加，再加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画龙点睛，化静为动，将美人之美写得灵动传神，赢得历代人们的交口赞誉。 尽管早在《诗经·硕人》等篇什中已显露出颇见工巧的文学写人端倪，但在“赋比兴”写人观念尚未明确之前，其写人经验还未得到充分发掘和系统总结。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骚体以及辞赋之作，将“赋比兴”写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山鬼》写山中女神之美：“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辟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些佳作继承发扬古老的《诗经》赋比兴手法，不仅以各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香草精神写美人，而且还赋予各种物象以人格。对此，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过这样的总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⑧汉代人已经认定，《离骚》非常善于通过赋予各种物象以人格化的含义以及德性褒贬，以实施其褒扬与讽喻情志，达到借写物象而写人的目的。这是对《诗经》以来的赋比兴写人传统的发扬光大。 中国文学写人，即使摹画人物表象，也往往蕴含着难以掩饰的性情投射意味，合乎意象之“发于内而形于外”的特点。在运用之初，“意象”指的是形于外的内心之象。东汉班固《汉书·李广传》载：“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人物意象传达的是捕捉与追摄到的“意溢象外”因素。东汉经学家郑众《周礼注》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二者都以物作比，因物而成象，故人们也将被广泛用于文本创构的“比象”“兴象”等手法称为“象喻”。关于“象喻”，刁生虎曾给出这样的解释：“是指借助具体物象喻说抽象情理的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的重要运思方法。”⑨作为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运思方法和言说方式，“象喻”除了被得心应手地应用于抒情说理，还在后世文学写人文本创构中屡试不爽，成为一道历久弥新的写人经验。它常以“意象”“意境”创造为旨归，而“意象”“意境”又主要靠“赋比兴”等笔法营造。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一·古体上》讲得更明确：“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古诗常借助意象创造来抒情、写人。在古代诗家的视界中，由小到大，个别的物象与整体的景象得以展开。广义的物象自然也包括用以衬人的景象。总之，观象入思不仅是抒情的起始，也是写人之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