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21)06-0001-20 DOI：10.14138/j.1001-4519.2021.06.000120 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政策话语之后，它显示出强大的话语动员力量。在区域和组织层面，不同主体应声而和，复制概念，传导话语，调整修辞，校准目标，设计行动。从当下的治理现实到未来的治理理想，有一个“现代化”的转换过程。由现代化的动态变化反推，必然涉及对当下治理现状的评价问题。“善治”是值得追求的，而“劣治”则是需要克服和改变的。“善治”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合称治理现代化)具有同等意义上的理想价值。差别在于，概念背景和概念主体有所不同。善治是一个输入性概念。它始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政府治理水平的评价。其背景是发展项目的执行效率对国家治理水平的依赖。①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对治理提出的要求。现代化国家当然是基于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现代化是工具性的。相对于不同层面的主体责任和任务而言，又是目标性的。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外来经验是应有的开放态度。但是，治理毕竟是本土的实践，对输入性理念和工具的应用，需要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和条件意识。此外，从宏观层面的治理到微观层面的治理，因为存在层级和规模的差异，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样态和特性。宏观层面的治理现代化处在开放的理论论域和实践探索空间。微观主体也有其独特的治理现代化任务。无论是从国际坐标观察还是从国家系统审视，文化的因素在治理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中都是不能缺席的。如果忽视治理与文化的关系，不能从文化的视角看治理，不能从治理的角度看文化，就不能正视并发挥“本土实践”的“大文化”和微观组织的“小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学层面讨论治理现代化，需要有对大学置身其中的大文化的“文化关怀”，也要有对自身小文化的“文化观照”。 一、治理质量评价：从宏观到微观 (一)国际治理评价存在“文化盲点” 高等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大学治理相对于宏观治理而言，是组织层面的微观治理。大学治理受高等教育治理的影响。高等教育治理也受国家治理的影响。大学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大学治理不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孤岛”。讨论大学治理不能不考虑国家治理。讨论大学治理现代化，不能不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质量是两个意义关联的概念。对治理现代化的评价，就是对治理质量的评价。对不同层级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测量，就是对相应层级的治理质量的测量。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国际援助项目的执行效率的把握，世界银行关注受援国的治理质量，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根据世行的定义，治理是包括传统和制度在内的权威之运作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政府的选择、监督和替换；也包括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合理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公民和政府之间开展经济社会互动的制度。随后，世界银行还开发了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确立包括“声音和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没有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No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在内的观察指标②。此外，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单一的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开发了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发布世界报告。而波·罗斯坦因(Bo Rothstein)领衔的治理质量研究院，认为公平性(impartiality)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治理质量。他曾经做过面向136个国家和欧盟的172个地区的治理质量测量。显而易见，在各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从政府的专门职能看还是从地域看，政府质量都千差万别。许多问题是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引起的。在国家层面的糟糕政府可能会削弱一个好的地方政府的表现，反过来也一样。国际组织对国家治理的评价是有局限的。世界银行的善治概念，仅仅从政治上提出，是发展理论在援助方面的具体体现。一国政治和本国的文化具有必然的联系。没有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的政治，也没有不包括政治因素的文化。有鉴于此，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现有的治理测量工具有很大缺陷。他批评透明国际，其清廉指数给中国排75位(2011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内部各种各样的产出和成果。他认为，政府质量是能力和自主性的混合物。政府本身就是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复合体。在国家层面，“治理即政府制定和强制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政策的公正性和政策执行的公正性之间是有区别的。政府是一种组织，它可以很好地行使其职能，也可能做得很差。集权的政体可能治理得很好，正像民主政体也可能会管理得很烂一样。能力和自治是观察治理质量的两个重要维度。“治理质量不同于治理企图实现的目标。治理关涉代理人在实现委托人意愿的表现，而不是委托人确定的目标。”对任何层级的组织而言，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规范、组织文化、领导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官僚制产出的不仅仅是资源投入的结果，也包括源自诸如组织文化的东西。”③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行动的条件性要素。④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而作所谓世界性的整齐划一的格式化治理评价，其可信度是需要审慎考量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治理行为和治理结果是相互联系的动力学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治理质量，就是要考虑到治理的每一个方面和程序，特别是需要从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关系加以监测。一切结果都是行为施动的结果。就行为的内涵而言，个体层面即个体行为，在组织层面就是组织文化。世界银行治理评价的缺失在于“文化盲点”。即，一方面对治理置身其中的大文化形态未加考虑，一方面对治理主体在组织层面的小文化形态未加考虑。大学治理质量评价，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大学的组织行为，特别是大学组织文化。 (二)霍夫斯蒂德跨国文化研究与“测量悖论” 通过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行为表现研究所在国家的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世界银行的治理质量评价的不足。霍夫斯蒂德(Geert Hofstede，以下简称霍氏)就是开展跨国文化比较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霍氏的调查源于IBM在1950年开始的跨国员工调查。IBM的调查目的是为组织发展提供管理工具。1967年霍氏参与调查。到1973年，调查得到11.7万份反馈，涉及66个国家的8.8万雇员。1980年他出版了《文化影响——与工作相关的价值国际差异》(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他还根据这项调查开发了文化指数(Culture Indices)。原初文化指数由四大指标构成：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Collectivism)、刚毅对温柔(Masculinity vs.Femininity)。通过对中国等儒家文化圈的研究，提出第五维度：长期对短期(Long Term vs.Short Term)。在保加利亚语言学与社会学家闵可夫(Michael Minkov)的影响下，新增了第六维度：放纵与节制(Indulgence vs.Restraint)。此后，霍氏还开发了组织文化的六个维度：过程导向对结果导向(Process-oriented vs.results-oriented)；工作导向对人员导向(Job-oriented vs.employee-oriented)；专业性对地方性(Professional vs.parochial)；开放系统对封闭系统(Open Systems vs.closed systems)；严格控制对宽松控制(Tight vs.loose control)；实用对规范(Pragmatic vs.normative)。⑤霍氏在国家层面和组织层面给出六对不同的文化维度。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是文化的可测量性，即文化是不是可以通过数量化的方法进行测量?其次是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在什么意义上并在什么程度上，国家文化和族群文化、组织文化乃至职业文化(霍氏认为，相对而言职业文化还缺少深入探究)具有一致性和差异性?对这两个问题，霍氏的文化指数受到批评者的质疑：第一，不能把国家和国家的文化画等号；第二，对文化作数量化测量存在困难和局限。⑥一个国家可能包含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文化应该是复数。很难用一国的一种文化来代表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诸多文化。霍氏等也承认，文化就其特性而言，是与价值、信念和知识有关的观念性存在，它与历史传统联系密切，为一定群体共享，带有整体性和主观性特点，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参与性的理解和解释加以把握，而难以通过纯粹客观的外在性理性分析获得认知。⑦虽然通过数量化的测量可以获得一定的描述性认识，但是，以局部测整体，简单测复杂，以有限测无限，以静态测动态，以可测项测不可测项，凸显文化测量的“测量悖论”。文化的可评价性和可测量性存在差别。评价的话语体系是包容性的。数量化的测量是评价的一种方法、一种话语类型，但不是评价的全部。此外，霍氏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开发的文化维度差别明显。这种差别究竟是研究者分析视角的主观建构，还是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类别属性之差异的反映，尚值得推敲。无论如何，在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之间，或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统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是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