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1)06-0090-12 在现代社会，公共建筑是文化景观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其作为城市的标志物成为现代城市意象建构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而不同人群的城市意象共同构成的集体记忆就形成了城市记忆。近几十年来，随着交通方式的变革，各个国家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废弃的铁路线，连同其运输乘客和货物的车辆、途经的站点，以及沿线的仓库、工厂等附属设施，成为正在逝去的工业时代的历史遗存。而车站，作为铁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承担了客、货中转和停留的重要功能，也是一个城市和地区人流和物流交汇的场所，更是承载了普通民众对城市的集体记忆。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学术界，景观研究处于相对被忽视的位置，近年来为适应城市规划及园林设计的需要，国内学者多次对西方文化景观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谱系进行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引进。①但一方面单纯的理论引进与景观及景观史本身的研究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②另一方面也缺乏具体的案例研究成果的支撑。事实上，景观研究作为西方文化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已发展为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复杂的知识领域。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后，景观研究成为历史学、人类学、哲学、艺术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代景观的研究者已逐渐将关注的重心从早期的荒野和乡村转移到城市，景观业已成为当代城市文化和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③ 本文将在简要梳理文化景观研究的学术史的基础上，以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的浦口火车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车站置于100多年来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中，从记忆重构的视角考察这一文化景观的价值和意义是如何重构并最终成为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而构建今天的城市形象的。 一 文化景观与城市记忆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最初来自文化地理学，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变，能直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④一般认为是由美国“伯克利学派”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创造的。索尔基于19世纪中晚期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国地理学家的研究，将“文化景观”视作由文化族群对自然的塑造，包括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并形成了“超有机体”(Superorganic)或“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t)的整体研究方法。⑤例如这一时期的文化地理学家关注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并将其视作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物质表现，⑥并努力寻找建筑风格的演变与其他地方文化形式(如农业技术、习俗、方言)之间的关系。⑦ 早期的景观研究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从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对景观展开描述，即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景观的“凝视”。直到1960年代以后，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以雷尔夫(E.Relph)、段义孚(Tuan Yi-Fu)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入对景观的体验，即所谓的“场所感”或“地方感”，⑧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习俗、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如何植入景观，即人类行为对空间和场所的再建构。在此基础上，1980年代先后有诺伯格-舒尔茨(C.Norberg-Schulz)提出“场所精神”，威廉姆斯(D.Williams)和罗根巴克(J.Roggenbuck)提出“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强调人类对特定场所景观的情感联结。⑨ 在西方，尤其在欧洲的景观研究中，景观长期以来与乡村、田园、怀旧等紧密相连，因此根植于地方性的景观长期也与地方史关系密切。景观被视作有形的过去，是人们形成地方记忆和地方认同的重要基础。洛温塔尔(Lowenthal)揭示了景观可以作为有形的“过去”与“遗产”相关联，而且是与遗产价值有关的重要的历史信息库。⑩作为遗产的景观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遗存，更包括诸如习俗、精神、价值等的非物质的传承，这些均通过记忆使人们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也正是因此，“文化景观”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为新的文化遗产类别。 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杰克逊(Jackson)和丹尼尔斯(Daniels)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者，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具有建构文化意义的能力，“文化景观”不仅仅是“原真”和“他者”的社会的现代呈现，更是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的范畴已经超越了景观本身，更多地侧重于文化景观的建构过程，包括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记忆等，尤其是强调人积极建构文化的能力。(11)事实上，也正是在杰克逊以后，日常的景观得到了更多关注，使得景观研究从宏大的自然和历史景观逐渐下降到与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普通景观，如散步、观光等日常景观实践的行为，被视作有意义的价值表达，并创造了“景观”。(12) 这一研究趋势也和近年来国外逐渐兴起的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研究相一致。通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揭示城市生活的本真状态，例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就是将对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与巴黎的城市文化相结合，分析巴黎的城市空间如何影响波德莱尔的诗歌表现。(13)而相较于城市文化研究关注较多的城市意象，城市记忆在城市意象对城市空间的整体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时间要素，并通过历史的演进和变迁创造出符合时代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城市记忆的概念源自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哈布瓦赫(Halbwachs)作为现代记忆研究的开创者，其受涂尔干“集体欢腾”理论的影响，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并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认为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同时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之后又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进一步做了阐释和说明，即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4)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并非对过去的保留，而是在现在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此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在其著作《记忆之场》中，强调了记忆往往需要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的象征符号，如纪念仪式和节日、档案资料、博物馆、纪念碑等一系列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的场所加以保存。(15)同样，阿斯曼夫妇作为“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开创者，认为文化记忆是对意义的传承，人们通过摹仿、物体、交往等构成了具有时间指向的意义传承。(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