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1-0145-0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①的理论热潮与影响一直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层面和不同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如大众文化、视觉文化、影视文化、青年亚文化、流行文化，等等，各种类型不一而足。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广泛涉入文学、艺术、美学等研究领域，文化研究成了名副其实的热词，同时也成为一种热闹的学问。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广泛涉及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内容，这与西方文化研究特别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借鉴与引用不无关系。作为一种理论传统的“英国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既作为理论资源在起作用，同时也被演化成一种普泛意义上的话语追求。“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对文学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鲜明的影响。这符合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一般规律，像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它们在引发“理论围观”热潮的过程中，在中国庞大的学术话语生产市场中留下了几乎随处可见的话语踪迹。相比这些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实践性、批判性、跨学科性等，与一定社会语境以及具体文化经验的提炼总结关系密切，严格意义上甚至不能被称为一种“理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②，因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而言，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它在留下了密集的话语踪迹之后，对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与社会问题有所触动，特别是它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理论与经验对中国语境下的文化问题的深层次启发。当然，这里面有语境差异、文化经验的异质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属性区别等，这就需要在“理论旅行”研究的惯常思路之外重视方法论转换以及价值论层面上的借鉴应用，开展“比较互渗”方面的探究；同时也需要在吸收“英国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精神方面着眼与着力，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从理论走向经验。 一、理论旅行：“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接受及其展开层面 “理论旅行”是描述西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一种常见的观察角度，秉承美国文学批评家赛义德的说法，强调“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种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③。“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学派。从最早的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以及后来的保罗·威利斯、保罗·杜盖伊、安吉拉·麦克罗比、约翰·菲斯克、帕迪·沃内尔等，“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队伍不断壮大，其理论也产生了一种叠加式的理论影响，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开始了在中国“理论旅行”的进程，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翻译层面上的理论旅行，这主要表现为“英国文化研究”主要理论著作的大量译介。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奠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很多研究者最初接受“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就是从雷蒙德·威廉斯这部著作开始的。雷蒙德·威廉斯的其他理论著作，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随后也陆续被翻译到中国；其中《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是展现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著作，无疑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更有积极的参照价值；相比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的理论著作译介较为缓慢，他的《识字的用途》(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李冠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直到2018年才有中译本，但对把握“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重要，特别是对凸显“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关系有特殊价值。所以，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之外，对“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传统的把握，还离不开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化理论著作，但它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背景以及发展历程的揭示，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借鉴“英国文化研究”理论有一定的意义。此外，他的《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对我们了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除了这些代表性的理论家之外，“英国文化研究”其他理论家的著作如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合著的《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周宪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以及安吉拉·麦克罗比的《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都被译介到中国。相比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人的理论著作，它们属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实践形式研究领域，其文化研究实践性方面的启示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