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作家》杂志连续推出徐坤三部小说：《白话》《斯人》和《一条名叫人剩的狗》。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刊物来说，如此大密度地刊发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都有点不同寻常。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之后两年，徐坤接连发表《梵歌》《先锋》《热狗》《游行》等作品，一举奠定了其写作的风格及个人的先锋身份，成为此一时期“新生代”的代表性作者。当时，徐坤小说体现出来的戏谑风格、反讽精神与边缘立场，明显具有反精英主义、反宏大叙事的解构倾向，这不免让男批评家们想起王朔，“女王朔”的标签由此被赋予徐坤。女人从来不是“女男人”，徐坤当然也不是“女王朔”。其实，就王朔及其作品普遍存在的“厌女症”状况，以及王朔最终成为90年代初期中国流行文化的旗手来说，作为反潮流的女权主义先锋作家，徐坤与其说是“女王朔”，不如说是“反王朔”抑或“超王朔”。不过，考虑到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化转型中的典范性，“女王朔”的误读对徐坤迅速确立文坛地位却不无裨益，当然也是对其作品文学史意义的曲折承认。以“后见之明”而论，徐坤在90年代文坛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从新启蒙到后新启蒙、新时期到后新时期的转折点上，徐坤这样一个兼具游戏性与先锋性、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女性作者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中国对于“新生代”写作的别样期待：一种寄寓先锋幽灵、现实批判和未来想象于游戏性文字的后精英文学。 一、“女王朔”或“女堂吉诃德” 回忆初次见到徐坤的情形，《中国作家》原副主编章仲锷这样写道：“记得那是1992年末，我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白话》，不由得大喜过望，觉得又发掘出一位王朔型的作者，而且是女性。她那辛辣的笔触，流畅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幽默感，令人耳目一新。及至见到作者本人，又颇感意外，这是位十分年轻和娟秀的女士，说起话来挺腼腆的，并且是研究生出身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是人不可貌相。”①让章仲锷讶异的，不仅是徐坤的女性身份与作品风格之间的错位，还包括腼腆言行与辛辣行文间的错位，并由此感叹(女)人不可貌相。徐坤人与文之间的错位，让王蒙也印象深刻。王蒙称她“虽为女流，堪称大‘砍’；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②女性作者身份造成的巨大反差，令徐坤小说的讽喻性获得强化，至于男性作者们的错愕与震惊，则源于她穿越男权藩篱的游戏“性”姿态。 玩世不恭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特权，从人们对王朔的厚爱中即可见一斑。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语境中，王朔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通过对宏大叙事的调侃与亵渎，王朔小说瓦解了启蒙知识者的现代中国想象，引导中国文化走向一个世俗化时代。③王朔小说虽然透露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玩世姿态，但实际却是以玩世的精神做超越的想象，其思想轴心依然秉承于80年代。与王朔一样，徐坤小说也具有去精英、反中心的特征，然而其内在精神却完全是90年代的。于是，在徐坤那里，一切彻底颠倒。“先锋”是傻蛋变“撒旦”，“载入史册”的“空画框”被改造成“洗衣机的托架”(《先锋》)；悲剧式的“诗人之死”是知识分子被历史与现实双重阉割的后果(《斯人》)；学者捧女演员不过是“老房子着火”的情欲闹剧(《热狗》)；走向民间的“思想者”雕塑被偷下水道篦子的民工阉割，只好“双腿并拢，将被阉过的裆处使劲夹紧”(《鸟粪》)；知识分子的历史苦旅竟源自一个来历不明的臭屁(《屁主》)。历史变成屁事，爱情变成偷情，思想变成割礼，信仰变成金钱。利用戏谑、反讽、拟仿、拼贴等方式，徐坤让雅俗、真假、善恶、古今、官民颠倒并置，各种对立意象在彼此反衬中扭曲变形，在模糊并消解真实与谎言、崇高与卑琐、精英与盲众、精神与物欲、空洞与意义等界限的同时，亦产生一种张力紧绷的反讽效果。 对于“女王朔”的命名，徐坤未置可否，但有意味的是，她称自己是“女堂吉诃德”。狡黠的王朔，当然不是堂吉诃德，同样狡黠的徐坤，却堪称堂吉诃德，因为当一个女性作者开始“满不吝”“胡闹台”的时候，必定需要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如前所说，玩世不恭一直是男性的特权，徐坤的话语反串与戏仿，就变成对男性话语特权的挑衅，这种话语层面的性别越界，体现出女性作家的语言本体论自觉。徐坤将自我的这种话语实践看成“是在男权话语中心的社会里，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路也不明的狂妄冲杀”。④王侃因此将徐坤看成是一个有着自觉语言意识的作家，其超妙处在于对语言的性别政治的认识。⑤徐坤话语方式的性别反串，是以女性立场为基础重构了游戏话语的讽喻对象，其调侃嬉戏的是以男性面目出现的宏大叙事与精英神话，因而具有颠覆宏大叙事与男性特权的双重效用。⑥王朔的意义是将城市里的游手好闲者置于文本中心，以边缘来解构中心；徐坤呈现的则是特定阶层的社会地位在市场时代的结构性变动，并凸显出曾经置身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在消费社会降临后仓皇四顾的窘态。王朔在解构知识精英男性神话的同时，又建构起一种小市民形态的暖男神话，而徐坤勾勒的后现代儒林外史却“展露了碎镜中扭曲、怪诞、荒唐的儒林景观，粉碎了任何自恋、自怜的余地与可能”。⑦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徐坤不仅不同于王朔，而且在反男权的意义上甚至是一个“反王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