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视野中的“疾病”问题

       福柯在对现代临床医学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疾病与现代政治神话的隐喻关系。他认为，当“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将消灭一切疾病”作为一种现代神话深入人心的时候，疾病和对疾病的治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①柄谷行人则在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研究中，关注到现代西方关于疾病的政治学隐喻作用于东方国家的现代历史，使其发生了“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②。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疾病与对疾病的治疗，同样始终与现代国家民族的境遇和道路选择构成隐喻关系。

       在启蒙文学叙事中，鲁迅用“愚弱”来评价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并且决定放弃学习医治肉体疾病的科学，转身投入疗救国民精神痼疾的文学，直言其写作动机乃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希望”③。这样的经历和表述都隐喻着精神领域的非现代化状态在启蒙叙事中与疾病表述紧密相连，而启蒙意味着克服这一非现代化状态，则自然被喻为治疗行动。

       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和叙事逻辑。在启蒙主题内，麻木、愚昧的大众是国家、民族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病因，疗救意味着从内部克服他们所固有的意识结构、植入现代西方文明意识。而在延安文艺运动所开启的解放主题内，现代世界横加于中国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是人民与国家所遭遇的病痛的共同病因，因此疗救意味着反抗侵略压迫并在此过程中询唤人民健全的精神结构和自我认知。

       共和国文学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主题和基本叙事逻辑，在新的时空中继续讲述人民外部解放和内部成长的故事，留下了诸多史诗巨著和新人形象。但是，时空转换、语境更新，如何在新生的共和国内讲述具有隐喻意义的疾病与疗救，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在着力塑造一个健康、光明的共和国形象的同时，有意遮蔽或无意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也成为后来人民文艺深刻的内部困境。

       “新时期”以后，对共和国疾病与创伤的书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伤痕”文学直陈疾创，但在“再启蒙”的历史语境中，此时对疾创的书写并不导向对历史的修复，而是走向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将疾创归因为“宏大历史”对个体的压迫和伤害，将重新回到半个世纪前为中国革命所超克的欧洲现代文明之路作为疗救的方案。

       柯岩在“新时期”以后对共和国文学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从这样的问题视野中产生出来的。柯岩是真正的“共和国作家”。这不仅指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写作并崭露头角；也不仅指她的创作生命横跨两个时代，见证了共和国从成立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指柯岩一生的文学创作皆浸透着对共和国的高度认同和深切关注。“新时期”以后，当更多的作家用文学告别革命的时候，她的创作主题、情感旋律无不与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成果的共和国呼吸相关、桴鼓相应。但是较之“十七年”时期的主流共和国作家，她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关注，却具有别样的问题意识与深度。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她追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改造妓女的经历，讲述工读学校的故事，关注被抛出正常社会的癌症病人。这些写作似乎总是对那些在身体和心理上有疾病缺陷的人们有一种别样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绝非简单的“人性关怀”，而是将他们的疾病与命运、疗救与希望放置在她对共和国历史和命运的理解、反思和关注中。由此，可以说柯岩的这些作品，是从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关注中生长出的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角度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共和国文学是否应该表现疾病？

       在延安文艺所开创的人民文艺历史上，对革命的讲述往往以劳动者从被压迫走向解放为基本叙事逻辑。不同于启蒙叙事，劳动者在旧社会的病痛不是源于自身的劣根性而是源于外部压迫，新社会推翻了压迫劳动者的权力结构，劳动者的病痛创伤就会自然消除，身心安泰。

       共和国成立之前，对劳动者的精神疾创深度、治愈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从理论到创作实践尚有一些别有深度的开掘。理论上，有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说”，指出“人民”不是天然存在的，要不断与自己灵魂深处的疾创进行残酷斗争，历史方能在裹挟着血污与黑暗的道路上走向光明；创作上，也有丁玲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探讨那些在旧结构中饱受摧残、灵魂深处疾创深重的人们，如何背负着这些旧疾走进新社会。

       但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以贞贞奔赴解放区去“治病”的结局，赋予解放区以解决困境、疗救一切疾创的理想意义。而共和国成立，正是贞贞所奔赴的“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实现。在这样的语境中，共和国内部是否还存在疾病？文学是否还应该表现疾病问题？进而言之，如何解释疾病？如何疗救疾病？成为共和国文学需要重新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共和国成立之初，文学普遍继承了延安文艺的基本逻辑，同时分享着胜利和解放的激情，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劳动者解放时刻的到来，描写黑夜终结、旭日东升的时代故事。作家鲜有主动触及共和国内部是否存在着疾病的问题。这种回避的态度贯穿了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事。在日益紧张的文学空间中，最终催生了人物只能高大全、社会不能有矛盾冲突的写作律令。

       或许正因为看到了回避态度的后果， “新时期”以后，柯岩写作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痈疽、精神疾病以及医学绝症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她始终鲜明地表达了面对疾病不应回避掩饰，而应坦然直面、承认的主张。

      

       她于1987年写作的散文《墨西哥的疑惑》追忆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妓女改造工作的独特经历。这篇时隔将近四十年的追忆文章，在一开头就呈现出一个尖锐而意味深长的场景。一个国外青年学者在研讨会上直接提问中国有没有妓女，在得到中方翻译“我国法律不允许”的回答后，继续执拗地追问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时，中方翻译犹疑了。这个“犹疑”的姿态，显然来自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健康、美好形象的本能维护。而柯岩此时接过话头，直接承认了对方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尽管法律不允许，一群一伙的卖淫现象也确实星星点点的存在。”④这样直言不讳地坦率承认，不仅是作家率真的个性使然，更与作家对共和国内部痈疽与疾病的亲身经历与理解相关。她在文中这样解释自己坦言的原因：“不诚恳不但是愚蠢的无益的，也是令人难堪和有损友谊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