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何以“幻灯片” 首先,让我们综合现有史料与文本,归纳一下,鲁迅在仙台都看到了什么?他看见陌生的先生,研究室的人骨头骨标本①、解剖室的尸体、不敢下刀的年青女尸和婴幼孩尸体②,也看到了活生生的俄国战俘;他看见有3名同班同学应征报名到日俄战争的前线——中国东北,也看到了临床教学医院里不断增加的伤病员:他看见人山人海的祝捷大会,自己的房东作为领队,率领仙台居民喊出“万岁”的呼声,也看到了1905届仙台医专超半数的毕业生选择去做军医;③他看见学生会干事借用医学笔记时伪装的笑脸,也看到了以“你改悔罢!”开头的莫名其妙的长信④;他看见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幻灯机⑤里映出放大后清晰的细菌形状,也看到了画片上的日本将士如何“英勇作战”⑥;他看见中国俄探被日军残忍处决,也看到了围观的中国人麻木的神情……⑦ 然而,出现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及相关鲁迅自传里的却只有“电影”⑧,尽管那张中国俄探被日军处死的幻灯片至今并没有找到⑨。为什么鲁迅选择的“弃医从文”的导火索,是“电影”,而不是别的?观看“电影”与浏览新闻图片展,目睹仙台浓厚的庆祝战争胜利的场面,瞥见被关押的俄国战俘,注目同班日本同学报名参战,这一切观看所带来的个体体验有何不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在“弃医从文”的背面,没有被直接呈现的历史以及鲁迅的精神图景是怎样的?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鲁迅在国内的成长岁月,他看到的是什么?《山海经》里印的虽然粗拙却还耐看的“刑天舞干戚”的绘图⑩;床前贴着的“八戒招赘”“老鼠成亲”的花纸(11);百草园里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12);社戏舞台上踱来踱去唱不完的老旦(13);当铺老板侮蔑的眼神(14);亲戚们面对“乞食者”(15)的脸色:父亲的喘气至咽气(16),最需要一点忍耐力的恐怕还有就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时,到青龙山走下去的黑漆漆的矿洞,面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17) 与现代战争比起来,国内所看到的一切,即便是“世人的真面目”,也是和平主调下的世态炎凉、生老病死。换言之,对于鲁迅的成长历程来讲,伴随着科学知识的获取同步而来的是科学毁灭性的面向。正像电影既可以传授科学真理,也可以传播意识形态。传统观看方式并没有使鲁迅做出决绝的人生道路选择。不对,应该这样说,鲁迅的叙事经纬里没有选择传统观看方式来铺垫他的“弃医从文”,而“幻灯片”——最先进的科学教学方法,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阻挡之势,深深震撼了叙事者与读者的双重心灵。 因而,何以“幻灯片”?是一个仙台鲁迅之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之问。对此问题,先行研究已经持续了近60年,大致可并分为实证(18)、虚构(19)、无论幻灯片有无的开放性文本(20)三大类,并由此产生了“幻灯片事件”(“幻灯事件”)这一称谓(21)。我更倾向于将其放在鲁迅回忆天平上的事实与诗之间衡量,思考的延伸是对此该基于什么样的角度发问,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性疑问句(22)。具体说来,我将由“所是:无意外的历史本事”“所观:文本内景中的经典意外”“所述:内在注视与文学话语的错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与辨析。 一、所是:无意外的历史本事 因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俄探被处死而受到心灵震撼,从而由仙台弃医回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这是基于历史本事与鲁迅的个人真实经历而来的问题缘起。 幻灯教学是20世纪初年日本最新式的教学法,1903年文部大臣到仙台视察教育时,仙台医专首先被视察的工作便是幻灯教学。讲授细菌学的中川爱咲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当他回国后建议学校从德国购买幻灯机时,因价格昂贵而引起财务人员的不满,而中川教授宁肯以扣除自己部分工资的方式补充经费也坚持购买。鲁迅自1906年1月仙台医专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修细菌课,中川教授的确在课堂上播放了“电影”画片。然而,俄探斩首的那一张至今并未找到,据合逻辑的推演,应该也不会包含在当时遗留下来的20张彩色画作的幻灯片当中。幻灯片对于鲁迅的冲击力远远大于对其他观者。据鲁迅当时的同学铃木逸太回忆: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军杀死的场面。在上映的幻灯中,好像有喊万岁的场面。学生大体是静静的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23)作为回忆,上述说法也只能是一种不可靠的佐证。 需要强调的是,日俄战争的时局本身并不是仙台医专细菌学课堂上的一个意外。这一点无论是从战前、战中还是战后,作为个体鲁迅的真实体验和反应来讲,都可以充分证明。早在1902年4月,鲁迅初抵东京时期,中国已病,列强环伺,留日学界舆情愤懑,革命思潮汹涌激荡。由留日学生组成的拒俄义勇队致函袁世凯,要求奔赴中国东北前线,抵御外侮,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浙江潮》“留学界记事”栏全文刊载了此函。在而后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为首改组的学生军队伍名单中,可见许寿裳分在乙区二分队、黄兴分在乙区三分队(24)。一时间,留日学生制服竟似成了革命军制服。以秋瑾为代表的激进女学生更深感无面目在日本留学。鲁迅并没有同好友许寿裳一起签字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而是在革命思潮一日千里的情势下,远离废学忘食、唱言革命的东京中国留学生群体,独自到偏远的仙台医专就读,可见其属于既已负笈东渡,更当沉心研学的少数派。据统计,1901-1911年在日本23所医校留学的中国医学生中,1905年在籍的仅有3人(25),周树人当为其中之一。1903年7月,日俄开战前夕的气氛已相当浓郁,开战论如同雪崩一般,鲁迅必看的《东京朝日新闻》成为主战论的阵地。与此同时,他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尽量客观地观察日本及日本人,也尽最大努力通过阅读日译俄国文学作品去深入了解俄罗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