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2)01-0073-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1.007 一、诗的中断 “诗歌偏爱青春，它是青年人贡献的主题”[1]。虽然诗歌往往被赋予“青春”的内涵，但或许是出于一种征候式的视角，对于诗歌“中年”的讨论也并不稀见。1990年代诗人们对“中年写作”的论述即是代表。为了区别于1980年代所“普遍存在的对抗式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反叛或炒作的流派写作”以及“非历史化的带有模仿性质的‘纯诗’写作”等创作方式[2]，在经历了时间和象征两重意义上的1980年代结束后，新诗创作不得不“抑制、减速、放弃”[3]，进而形成了“九十年代诗歌”典型的知识分子风格。欧阳江河则更为确切地强调了这里的“中年”并不指年龄，“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中年之所以区别于青春，并不在于时间线形地堆叠，而是因为中年通过否定青春的“只有一次、不再回来”[4]，而得到了无限的现在。一言以蔽之，“中年”于此并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创作风格，而是由无法继续(按原来的方式)写作的阻滞所倒逼形成的写作状态。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年”“晚年”“中年写作”“晚期风格”的讨论则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当代写作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张桃洲等则通过对1990年代和1940年代的对应性分析，抓住了“反讽”与“戏剧化”等在两个时代获得共振的特征[5]，即突破年代的限制，并将内在于“九十年代诗歌”对“历史意识”的分歧，尝试通过接续历史的方式得以解决。 1940年代围绕冯至《十四行集》的讨论中就涉及诗歌的“中年”问题。或许正是1990年代诗歌对于1940年代诗学问题的征用，使得冯至等人的风格转变成为一个既有话题。以往基于影响诗学、政治选择的研究方式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年”这一问题与文学史建构、代际更迭以及写作与生活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当然，倘以1980年代的方式将“青年”与“中年”对仗，所讨论的问题或许同样有限。但“诗的中年”同样与“没有诗的中年”构成联系，这或许也使得这一问题仍有讨论的价值。 朱自清在《新诗杂话》里总结1940年代诗歌的新发展时举出了“内地的发现”和“大众的发现”两条新路线，而在评论同在联大任教的冯至新出版的《十四行集》时则又发现了诗的“中年”。他写道：“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6]336 这一评价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三位诗人用“中年”这一代际概念巧妙地串联了起来，而这三位诗人则在此前都或多或少陷入了一种无法继续创作新诗的困境。在《死水》(1928)出版三年之后，为《诗刊》创刊号所作的《奇迹》成为闻一多新诗创作一个时期的结束。诗中写“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不会看见/团扇，悟不起扇后天仙似的人面”[7]，似乎已经有别于当时其他诗人执迷于扇上烟云的晚唐风格，而要追逐团扇背后美的实迹。 朱自清则更早地暂停了新诗创作，与不曾中断的旧诗写作相比，他仅在1933年和1935年于自己的日记中留下《无题》和《玉兰花》两首诗。虽是新诗，但两诗仍分别套用五言与七言的格式，其中“浩浩大海水，粼粼起细波”等句则完全如其所说是“旧瓶装新酒”，且为“注定失败之作，戏为试验也”[8]。 冯至在《北游及其他》(1929)结集出版后，曾一度向周作人、废名靠拢，有意追求一种文学上的艰涩，甚至“想多多地遇见几件不如意的，艰涩的事以了此一生”[9]，这种近于晚唐贾岛式的文学倾向，在当时的北平文化圈或许并不少见。虽然仍零星地在《骆驼草》《沉钟》《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诗作，这段时间在冯至的自述里却是一个沉寂期，“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0到1940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来首”[10]214。因此不难想象朱自清在看到冯至新作时所说“中年”背后的深义。 朱自清虽未言明闻一多原话的出处，但以青年、中年对诗歌进行分期的方式在闻一多前后的文章中并不罕见。在《贾岛》一文中，闻一多就曾这样写道：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11]56-57 在把唐诗分成以孟郊、韩愈为代表的老年，元、白为代表的中年以及贾岛、姚合为代表的青年之时，闻一多或许已经不自觉地把其与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联系起来了。在一个能以诗取仕的时代，“总得做诗……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混得一‘等’。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的资格”，而留给贾岛的晚唐只能转而阴黯酸涩。文章结尾闻一多的设问“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则几乎是暗中点明了新诗这一文体在五四时期所含的政治意味，并与自1930年代以来新诗中流行的晚唐风格进行了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