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散文热”的降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路高歌、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化大散文”亦风光不再，读者对这类散文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一些人对当代散文的发展感到焦虑；另有一些人则十分悲观，认为“散文的狂欢已经结束”“散文已经迷路”，甚至认为散文“遭遇到了严重危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在当今价值多元的全媒体时代，焦虑、悲观乃至质疑当代散文并非坏事，应该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10年的散文创作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文体，到时下大幅度的文体“破体”；从面向社会写作，到面向大地写作；从回忆乡土的写作，到“重塑”乡土的写作。尤须注意的是，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全民写作的时代”。不过与上述种种新动向相比，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它们促使当代散文格局发生了新变。本文拟将在全媒体时代这一文化语境中，探讨当代散文话语方式转化的动因，并通过对几位代表性作家文本的抽样分析，考察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给当代散文注入了哪些别样的元素，并由此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 一 散文话语方式的转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散文一改以往的沉寂冷清，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一些说法和名称，比如“文化大散文”“思想散文”、以及“学者散文”等称谓纷至沓来；21世纪迄今又有“新散文”和“在场主义散文”等散文命名和写作潮流的出现。此起彼伏，五花八门，各种散文现象令人应接不暇。而在众多散文现象中，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一枝独秀，影响最为深广。但文化大散文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之后，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便开始式微，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甚至遭到诸多诟病。究竟应如何来看待文化大散文的潮起潮落？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作家的思想观念、作品的艺术水准以及史料的真伪等方面作过探讨。笔者以为，如果将文化大散文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从散文话语方式转换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大散文的兴衰，也许能获得更加符合实际、更贴近散文本体的结论。 首先，讨论文化大散文，必须将其放到当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尤其是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如众所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当代散文的主导话语是以杨朔为代表的“杨朔模式”。这一散文模式注重散文的审美性和抒情性，强调将散文“当诗一样写”①。这是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在文学的抒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抒情范式。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冰心、老舍、曹禺等老一辈作家的首肯，同时受到同辈及后辈散文家的推崇和模仿。问题在于，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话语方式不仅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时尚”，即便到了80年代中前期，这种散文话语方式仍然拥有相当的市场。所以就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80年代理论界对杨朔“诗化散文”以及“形散神不散”散文观念的重新评价，对巴金《随想录》的充分肯定，对林非“真情实感论”高度一致的认同，就显得特别地重要和关键。因为这几个散文事件，既恢复了散文必须说真话、抒真情的基本原则，又有着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意味，即散文必须解放自我与心灵，必须重视人格、胸襟与灵魂抒写。尤其是，散文必须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与使命，思考散文与历史以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几次散文事件以及对散文的重新定义，化解了散文的文体危机，同时催生了一种新的散文话语方式——文化大散文范式的产生。文化大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80年代后期的“文化寻根热”；另一方面则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宽松，这为文化大散文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别的文体的风光热闹相比，散文可谓是最为失魂落魄的一种文体。而落后必然求变，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散文。果不其然，刚进入90年代，以余秋雨《文化苦旅》散文集的出版为突破口，在没有理论准备、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势下，散文突然热闹了起来，特别是文化大散文，更是独领风骚，一路走红，大受出版社和读者的欢迎，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当代文学已进入了一个“散文时代”。文化大散文的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代散文已由偏重于抒情审美的话语，进入到智性反思、追求精神维度的知识分子话语。因为散文是一种倾向于个人和自由的文体；或者说是知识分子表达思想、袒露情感和心灵的最佳载体。现在，文化大散文不仅找到了新的话语方式，而且重新确立了散文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不同于“杨朔模式”强调散文的诗性和抒情性，文化大散文注重的是“文化感受”和“文化含量”，它的题材取向不是小桥流水、风花雪月，或家长里短、春怨秋愁之类的题材，而是民族的“文化苦旅”、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文化大散文的知识分子话语还有一个特点，即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与大格局、理性批判精神相对应，许多文化大散文动则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十几万字。概言之，文化大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它是对过去“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反动和超越。但它在终结了“杨朔模式”之后，又面临着被自己终结的命运。文化大散文的致命缺陷，主要是散文话语方式的模式化：追求大题材、大感情和长篇幅，人文山水加上没完没了的文化感叹，因知识崇拜而堆砌史料，忽略细节、个体的体验和心灵的渗透，等等。当然，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整个文化语境又发生了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一是随着网络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学已迅速进入了“全民写作”和“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散文创作更是如此。网络写作给散文的观念、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它使原来基本上由少数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散文一跃成为一种普及的、大众的、草根的，人人都能参与，都可以各抒己见、表达个性自我的文学。二是博客、微信、抖音、快手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不仅占用了大批文学爱好者的时间，导致全民患上了手机依赖症，而且解构了他们对文学经典的期待，使他们对虚构文学产生了厌倦情绪。三是21世纪之初央视“百家讲坛”的走红火爆，也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文化大散文在散文领域里的话语霸权。总之，在21世纪，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文化又一次处于转型之中，时代的氛围和文化底蕴已不同于90年代：一方面，全民进入了即时、快速、现场的“轻阅读”模式，时代情绪也趋于复杂化，人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公共领域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需要新的阐释；另一方面，读者的知识背景、审美诉求、文化期待也不同于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