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面临着社会关系重组的困境，如何在天下秩序瓦解后建设富强的现代国家成为知识界普遍焦虑的核心议题(列文森 82-89)。在此背景下，以“群治”“合群”为目的的“群学”尤受重视。正如严复称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16)，这一思路来自生物进化论的激发并深刻挑战着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对于晚清的许多改革者而言，如果进化论警示了变革的迫切性，那么行动的纲领就是“群学”。尽管个体结合成群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被统摄在国家建设的范畴中(《〈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125-126)。与此相应，鲁迅早年呼唤杰出的天才和个人主义者，多次表示对群体的不信任，这很容易使人认为他否定了晚清的群学思潮。如果严格寻找鲁迅对于群学的观点，最为明确的是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从诗学切入对群学思潮的讨论： 顾有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其为说复异：要在文章与道德之相关。谓诗有主分，曰观念之诚。其诚奈何？则曰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得诚奈何？则曰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与群法僻驰。(《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7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多致力于探讨早期鲁迅的个体、自我思想，而忽略了群己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同时，这种路径不仅抽离了鲁迅所面对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鲁迅认为，晚清主流的诗学理论体现了相应的群学与道德观念，“诗学”“群学”“道德”这三者实质上是一体的关系。鲁迅表示他的诗学观与那些“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不同，对此，我们能否根据这种原理推想，鲁迅早年的诗学观中也融入了他的道德观与群学观？这种推想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开篇，鲁迅引用卡莱尔的观点并以但丁、莎士比亚为例，强调诗歌对于民族国家统一的意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鲁迅早年虽然倡导个人主义与自我，却又在《破恶声论》中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26)——这意味着他并未放弃合群的思路，那么，鲁迅与晚清的群学思潮存在怎样的关系？他的诗学观中又包含了何种政治与道德的原理？ 一、“群学”的义理基础与载道的诗教传统 为了向晚清的读者更为充分地解释群学，严复想到了荀子，他试图把荀子的思想与群学联系起来。在较早介绍群学的《原强》中，严复指出：“‘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原强》；《严复集》第1册6)不过，荀子的群学思想与斯宾塞的思路并不相同。严复真正服膺的是斯宾塞，而非荀子。对于斯宾塞的方案，他在不久之后的《天演论·自序》中指出“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1320)。斯宾塞的方案包含着人与自然一元论的指向，这恰恰与荀子形成了对立。 严复虽然假借荀子的理论解释群学，但恐怕只是借重了字面上的相似，因为荀子有关“群”的设想，并不像斯宾塞那样直接从生物学的原理推导出来，而是明确表现为克服自然的道德主义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和斯宾塞提供了两种有关于“群”的思路。荀子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能够结成群体，所谓“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94)。如果生物学构成了斯宾塞群学理论的基础，那么荀子反对将这种原理引入人类社会。作为晚清群学思想最重要的鼓吹者，受严复影响的梁启超同样认为——“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也”(《〈说群〉·序》；《梁启超全集》第1卷94)，又有“譬之物质然，合无数‘阿屯’而成一体，合群之义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全集》第2卷429)。荀子当然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他对于“群”有着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出于对人性的悲观看法，荀子认为，人类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只有通过“明分”即制定相应的等级和礼仪秩序，人类才能够从混乱的自然状态走向治理(434)。在论述合群原理时，荀子尤其强调“隆礼重法”的必要性并对社会道德的塑造提出了严格要求，但晚清改革者对于这样的荀子并不愿给予正面评价，他们甚至责备正是荀子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停滞局面。① 除了斯宾塞，同样不可忽视赫胥黎对晚清群学思潮的启发。赫胥黎反对将自然原理引入人类社会，总体上，他与荀子相近而远离斯宾塞式的一元论。赫胥黎根据生物学的原理，例如，通过对蜂群的观察，论证了社会组织并非人类独有，生物出于自我保存的功能需要同样会产生合群的要求。不过，赫胥黎随后开始排斥自然主义的思路，他指出，人类社会与蜂群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差异”(11)。事实上，赫胥黎虽然承认人类出于自然天性而建立群体，但他所侧重的是，人类在结合成为群体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自我的天性进行遏制，群体并不倚助趋利避害、贪图享乐的自然天性，而是奠基于特有的情感交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