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1-0129-08 一、問題緣起與多種觀點的交鋒 誰是率先創作現代白話小說的第一人？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是哪一篇(部)作品？學界就這一問題給出的“標準答案”曾是魯迅的《狂人日記》。該小說創作於1918年4月，發表於1918年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但這一“主流”觀點近年逐漸遭受質疑，其中最大的“雜音”是認為女作家陳衡哲1917年6月發表於《留美學生季報》的短篇小說《一日》，才是“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該說法最早由胡適在1920年代提出，1970代末又由夏志清等人“發掘”，在台港暨海外產生了一定影響。1980年代初輸入內地學界後，頗引起一番“漣漪”卻未獲普遍認可。《一日》的確早於《狂人日記》一年多，支持者甚至認為《一日》更接近於現代國人的日常口語，比《狂人日記》等“半文半白”的語言形式更符合現代白話文的語言特徵。1928年陳衡哲把《一日》收入其小說集《小雨點》出版時，胡適特意為之作序並指出：“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年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了。”①胡適的“言下之意”十分明顯，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反響，從《新文學大系》到眾多新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依然堅持現代白話小說始自魯迅的說法，連夏志清寫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持這一看法。夏氏後來斷定最早一篇現代白話小說是《一日》，②依據的就是胡適、陳衡哲等人的說法，不過發表《一日》的《留美學生季報》目前已查不到，僅憑陳衡哲周圍幾位朋友的回憶難免有“空口無憑”之嫌；而且連陳衡哲本人都坦承《一日》“既無結構，亦無目的”，不能算為小說。所謂“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之說恐難成立。 進入21世紀，“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為《一日》的觀點又重被提起，除夏志清介紹陳衡哲等人的《新文學初期作家及其作品選錄》一文節選並改為《小論陳衡哲》，作為“附錄”收入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並引起關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論者借此話題“顧左右而言他”。如李西亭認為“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可界定為“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棄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③如此一來，既然比《狂人日記》更早的《一日》算不了“小說”，若發現“算得了小說”的其他新文學作品取《狂人日記》而代之，就可成為真正意義的“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了。他通過考證認為現代文壇上幾近“失蹤”的劉韻琴女士的“紀實短篇白話小說”《大公子》，應該算得上新文學第一篇白話小說。該作收入上海泰東書局於1916年8月出版的《韻琴雜著》中，全文共4,466字，敘述一位戴姓議員為收買袁世凱大公子袁克定而傾家蕩產，卻一無所獲自尋短見的故事。然而讀者不僅難以從該作探尋到所謂“現代”思想，藝術成就和文學史影響也與更早的《黃衫客傳奇》、《海上花列傳》等無法相提並論，此說只能“姑且存疑”。 第三種觀點認為李劫人實乃“現代白話小說第一人”，理由是他發表於《四川公報特別增刊·娛閒錄》(1915年7～9月)上的《兒時影》等作品，不僅早於《狂人日記》和《一日》，而且“按照學界對現代白話小說的界定標準衡量”，它們無疑都屬“現代白話小說”範疇。④《兒時影》等作品發表時間“有據可查”，問題只在於現代白話小說的“界定標準”是什麼。然而在這最具“根本性”的問題上，該文作者卻語焉不詳，或許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但看似“不言而喻”的常識若不加界定，恰恰可能導致“問題迭出”。此外還有一種觀點，幾乎隨着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而“橫空出世”。該文學史集結國內眾多知名學者參與編撰，不僅堪稱迄今學術視野最為開闊、資料最為完備的現當代文學史，而且被列為國家级規劃教材，近十年來在學術教育界影響不可謂不巨大。這部文學史著最引人注目的觀點，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推進到19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認為旅法華人作家陳季同用法語創作的“篇幅達三百多頁的長篇小說”《黃衫客傳奇》為“中國作家寫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作品”。⑤與現代西方文學“接軌”的陳季同，因特殊歷史機緣“站到了時代的巔峰上”，其文化視界和文學成就或高於當時的國內同行，⑥然而從“現代中國文學史建構”角度看，該觀點又不無“荒唐”面向。 小說被視為現代文學之“正宗”，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的出現常常被認定為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重要標誌，討論的背後體現的其實是多種“現代文學”觀念的交鋒，其中的一個核心“焦點”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何時的不同看法。“中國現代文學”至少可有兩種界定：其一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文學”，其二是“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學”。按照第一種界定，它不僅包含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作品，也應將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切文學創作和文學現象統統“囊括”其中，既包括“新”“舊”“左”“右”不同文化立場、政治意識形態的創作，又應容纳漢族以外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若按照第二種界定，則需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加以探討。這些重要問題難以在一篇文章內闡釋清楚，筆者謹從“(五四)新文學”觀、“文學的現代轉型”觀和“現代中國文學”觀三個維度切入，思考它們與“第一篇現代小說”爭論之間的關聯，並求教於方家。 二、(五四)新文學觀與“新文學第一篇小說”之確立 西方學界關於“現代性”的探討，一般傾向於馬泰·卡林內斯庫等學者提出的“兩種現代性”概念：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的“現代性”與“先鋒派”文學藝術領域的“審美現代性”。前者包括關於“(社會)進步”的學說、對可測度(線性)時間的關切、“相信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等等；後者則以審美領域的“先鋒派”為代表，主要表現為“對資產階级現代性的公開拒斥，以及它強烈的否定情緒”等。在卡林內斯庫看來，大約從19世紀前半期的“某一時刻”開始，作為西方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現代性觀念與美學領域的“現代性”之間就發生了難以彌合的分裂，彼此之間充滿“不可化解的敵意”卻不斷相互影響，共同形塑了充滿張力又彼此“制衡”的現代文化景觀。⑦這一觀點雖然是西方語境的產物，但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不無啟示。縱觀中國現代文學史，除20世紀二三十年代短暫出現的深受日本文學影響的“新感覺派”和借鑒法國象徵主義的“象徵派”詩歌外，整體思想內涵大致不脫西方啟蒙主義文學傳統路徑，卻與19世紀後期逐漸湧現的西方現代(主義)文藝大異其趣。基於“文化啟蒙”和線性“進步”史觀立場，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被學界認定為現代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