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反思：从“地方性”到“地方路径” 延安文学是一种区域文学，而在讨论延安文学的“地方性”时，研究者常常默认它的表现形式是书写民风民俗、活用地方形式与方言土语。不仅如此，研究者对上述民间形式的讨论大多嵌入“民族形式”相关的研究中，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下，“民间”被改造与重组，继而转化成了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学。研究界对延安文学中民间形式的发掘为我们理解党的文艺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的人民文艺”提供了基本背景。但必须指出的是，1938年毛泽东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其作为“民族形式”的元叙述原本是一个政治命题，但该命题下却集聚了延安和国统区知识分子大量关于文学的讨论。如今检视那些字面上趋于同质化的关于“形式”的论述便会发现，彼时无论延安还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普遍没有注意到，这场起源于延安的文学“形式”大讨论，其重心根本不在“形式”本身，而在于究竟谁有权力来决定上述“形式”能否进入“民族形式”的讨论范畴。因此，如果只根据纸面上的观点去理解“民族形式”论争，便会将1944年何其芳等人到国统区进行宣讲，继而树立“民族形式”的标准视作这场论争的结束，并将之与1949年以后的诸种文学实践联系起来，以证明它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②比如抓住“民族形式”讨论以汉文化为中心而忽视了其他民族这一点，指出这一缺陷在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中得以补救。③与此思路类似的是，研究者在发掘陕北本土地方性知识如何转化为党的文学，在分析民间形式如何被提纯、改造为典范性与普遍性的文学形式甚至上升为评价标准的时候，也往往天然地将这一过程视作新中国文学的“前史”。这种从共和国叙事出发覆盖延安文学主体性的方式，显然封闭了延安文学之为“地方”的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与阐释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研究者秉持着时间的线性思维，忽略了延安文学在空间层面提供给现代文学的独特经验。 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④在此视角下考察“延安路径”，可区别于区域地理与政治力量主导下的被切割划分出的“延安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一种路径，除了直接将延安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焊接在一起以证明其合法性，是否还能以具体的“延安”为切入点，更加微观地考察延安文学的生产机制？是否还能进一步厘清地方与中心、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全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建构逻辑，以及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讨论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文学却产生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影响的问题？ 以鲁艺为切入口可以发现，延安文学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具体政策息息相关，但这又无法完全涵盖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延安文学的生成逻辑不是天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以微观的“单位”为空间，在人与人的互动之间展开；而抗战时期的“延安”也不拘于版图一隅，而是一个被不同个人经验所合力建构的“地方”。“延安路径”正是在此基础上参与了抗战文学版图的建构，更在超越地理与物理层面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 “写地方”的难题 “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第一所党的综合性文艺学校。将大批知识分子安排进学校是延安时期党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策略之一，周扬、何其芳、卞之琳、沙汀、艾青、周立波、严文井、曹葆华、萧军、冼星海、吕骥、沃渣等都或长或短地在鲁艺担任教职；就读于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包括诗人贺敬之、胡征、贾芝、侯唯动、井岩盾等。与传统的诗人结社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文学社团不同，以鲁艺为中心形成的诗人群体并非诗人主动的集结，而是被编入“单位”的结果，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党的文艺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鲁艺这所艺术的“军营和工厂”，诗人是“战斗员和突击者”，⑤以诗歌为载体呼应“文化支持抗战”与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的要求。⑥而从全国各地进入延安的诗人被编入单位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面临的便是如何解决自己过去的生存经验与眼下生活现实的冲突。 贺敬之的《我们这一天》一诗全方位地展示了鲁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画面，浓缩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天。按照延安教育工作的部署，“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⑦据此，鲁艺要求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如同锁链般紧紧相扣。⑧鲁艺军事化的管理影响了诗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方式。但十分有趣的是，贺敬之在《我们这一天》一诗中描摹“开会”这一场景时，却引入了两个带有异域色彩的南洋意象——“热带雨林”与“榕树”，保留了诗人奇异的空间想象：“而你，主席同志，/像在热带雨林里，/你站在中间，/是一棵高大的榕树。”⑨诗人以“热带雨林”象征热情洋溢的鲁艺师生以及蓬勃生长的革命力量，以“榕树”比喻领导鲁艺前进方向的毛泽东。在这里贺敬之试图借此表达对领袖的崇拜之情，却反而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热带雨林”“榕树”与生长于陕北贫瘠黄土地上的鲁艺相隔膜。贺敬之以陌生化的诗学处理方式展露了自己丰富的空间想象，更折射出诗人最初对文学如何参与政治的逻辑的“陌生”。但诗人在接受“教育”的氛围中自行建构“延安”空间的探索，为我们重新理解政治介入文学书写后诗人的复杂感受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