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以内陆腹地的成都为例，考察了李劼人、郭沫若等“与京沪主流有异”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提出这里存在另外一种近现代嬗变的地方特色。这一走向现代的“地方路径”值得剖析，它与风姿多彩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版图。沿着这一方向，我们有望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①同年1月，《当代文坛》开始推出我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专栏，邀请国内名家对这一问题展开多方位的讨论，到2021年年中，共发表论文33篇，涉及对四川、贵州、青海、安徽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昆明、武汉等市，以及江南、华南、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晋察冀、绥远等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的观察，也有对作为方法论的“地方路径”的探讨。2020年9月，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当代文坛》杂志社还联合举办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研讨会，国内知名学者与专家就这一主题的诸问题深入切磋，到会学者包括阿来、白烨、程光炜、吴俊、孟繁华、张清华、贺仲明、洪治纲、张永清、张洁宇、谢有顺等。②2021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会议主题也确定为“地方路径与中国现代文学”，线上线下与会学者100余人继续就“地方路径”作为学术方法的诸多话题广泛研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主题会议还得到了首次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 经过了连续两年的酝酿和传播，“地方路径”的命题无论是作为理论方法还是文学阐述实践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以《当代文坛》“地方路径与现代中国”专栏两年来的专题讨论为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反应：“地方”引发了文学空间的扩展，其中江南、华南、绥远，③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④作为空间的“地方”推动了学者对邻近问题的联想，例如刘大先提出的“族群”问题等；⑤当然，也有对“地方路径”话题予以提醒、修正的声音，包括李永东对“去中心化”的不同意见，⑥张全之对“地方”视角有限性的揭示等。⑦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的工作恰恰可能是更加冷静和理性的反思，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文学批评的尝试。就像任何一种理论范式的使用都不得不经受“有限性”的警戒一样，“地方路径”作为新的文学研究方式究竟缘何而来，又当保持怎样的审慎，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同时，这种重审“地方”的思维还可以推及什么样的领域，带给我们其他什么样的启发，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更多的方向上加以尝试。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论语》的古训。19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现了“概念”之于历史事实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的研究。我们的相关研究中其实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联系却又颇具差异的概念——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文学地理以及我所强调的地方路径。它们绝不是同一问题的随机性表达，而是我们对相近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不同的关注和提问方式。 虽然“地方”这一名词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出现而变得内涵丰富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地方文学”却首先是一个出版界的现象而非严格的概念，即学界对它本身一直缺乏认真的界定。地方文学的编撰出版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升温，但凡人们感到大中国的文学描述无法涵盖某一个局部的文学或文化现象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放置在“地方”的范畴之中，因为这样一来，那些分量不足以列为“中国文学”代表的作家作品就有了郑重出场、载入史册的理由。近年来，中国文学史著撰写相对平静，各地大量涌现了以各自省市为单位的地方文学史，不过，这种编撰和出版的行为常常都与当地政府倡导的“文化工程”有关，所以其内在的“地方认同”或“地方逻辑”往往不甚清晰，不时给人留下了质疑的理由。 这种质疑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分歧。学界一般认为，“地域文学”就是在语言、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共同体形态，这种地区内的文学共同体一般来说历史较为久远、渊源较为深厚，例如江左文学、江南文学、江西诗派等；“区域文学”也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学概念，不过这样的地区却主要是特定时期行政规划或文化政治设计的结果，如内蒙古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京津冀文学等，其内在的精神认同明显弱于地域文学。“‘地域’内部的文化特征是相对一致的，这种相对一致性是不同的文化特征长期交流、碰撞、融合、沉淀的结果，不是行政或其他外部作用所能短期奏效的。而‘区域’内部的文化特征往往是异质的，尤其是那种由于行政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动、很难维持长期稳定的区域，其文化特征的异质性更明显。”⑧在这个意义上，值得纵深挖掘的区域文学必须以区域内的历史久远的地域认同为核心，否则，所谓的区域文学史就很可能沦为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无机堆砌，从而被一些评论者批评为“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实际上不但割裂了而且扭曲了文化的真实存在形态”等。⑨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它虽然以“区域”命名，却实则以“地域文学”的精神流变为魂，以挖掘区域当中的地域精神的流变为主体。而前面所述的“地方文学”如果缺乏严格的精神的挖掘和融通，同样可能抽空“地方性”的血脉，徒有行政单位的“地方”空壳，最终让精神性的文学现象成为大杂烩式的文学“政绩”的整合，而大大地降低了原本暗含着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