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是这样一个时刻：一切首尾相顾的历史都处于破裂之中，时间链条上的过去、现在、未来被同时召唤然后并置，一切都敞开着，一切都显示为未知，一切都在为一场“决战”准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当代性”正在绽出。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重新肯定性评估“当代文学”的契机。 史学家钱穆曾有一个说法，大意是当我们研究唐史时，应仅将唐史作为唐史来研究，仿佛唐以后没有宋；当我们研究宋史时，应仅将宋史作为宋史来研究，仿佛宋以后没有元和明。钱先生这个话初看很普通，但细想又自有一番意味。这番意味，我姑且概括为一种“同时代史意识”。所谓“同时代史意识”，是指研究某一段历史时尽可能拒绝从这段历史的流向和终局之处逆推历史，而是将这段历史当成是自己的同时代史，当成自己所置身的历史，用着仿佛是第一次发现的、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时代。从而，研究者和历史的关系，就不是处在一个有距离的、旁观者的位置上，也不是处在一个对此段历史之终局已经了然、有一个答案在手的位置上，而是对此段历史之流向抱着无穷的疑问，因此与这段历史之间产生一种极具强度的张力关系。但也因此，这种“同时代史意识”更能引导治史者沉入这段历史内部，发现这段历史的曲折幽微之处。这种“同时代史意识”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当代史意识”，即将每一段历史，无论其长短，都当成是自己的当代来加以体认。对于当代之未来走向诚然可以依据既有材料进行展望，但并不能以并未发生之未来逆推当代。当代的第一要义就是其未完成性。对自己的同时代的深刻沉浸，将自己的同时代作为仿佛是唯一的时代那样来凝视和体认所获得的意识，即是一种“当代性”意识。而就将同时代作为仿佛是唯一的时代来凝视和体认之极致性而言，这里的“时代”将浓缩其可能具有的跨度，而凝结为一个“瞬间”。 “当代性”的提出，意味着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把这种自觉意识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当代性”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东西，也并无统一的答案，毋宁说它意味着永远的冒险和不安。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当代，但要意识到当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见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各自的所学所思所信，而将同时代加以对象化，从而使思考变成对象化的思考。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哪怕是具有现实感或者说关心当代现实的思考者，也和自己的同时代处于分离的关系之中。而我们提出的自觉意识到当代，则要求建立一种和当代现实彼此内在、互质的架构，从而将态度或者感情上对于当代现实的关心提升为思想方法。原来据以立足的所学所思所信在和当代现实的对勘、互质之中发生动摇乃至自我否定，而以近乎一空依傍的方式来为日新日成的当代现实赋形。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理论思考的责任而一味导向片断经验，更不是要随风浮沉。相反，这更加要求思考的强度和力度。悬置既定的思维习惯和价值立场来触摸时刻处于变动当中的当代现实，只能是要求一种片刻不停、如影随形贴近现实之脉动的思考方式。就其时时贴近现实几乎没有喘息之机而言，这种思考也近于是一种行动、一种承担，它与此现实同在并且将其担负起来。可以说，“当代性”意识应是所有的思考行动都自觉具备的意识，由“当代性”意识而引出的思想的冒险应是所有思考行动的潜在冲动。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当代性”意识更因为中国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而得到强化。关于当代中国的崭新形态，可以从异质性、综合性、开放性三个维度来认识。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是相对于中国固有历史而言的，也是相对于当前世界格局而言的。所谓异质性，就是指既定观念和解释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面前普遍失效这一状况。当代中国之发展的具体内容尚在涌现之中，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发展无法被附会于任何时代、任何发展模式。“左”派与右派、现代与传统、普遍与特殊等话语模式都无法涵盖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向。当我们用既定模式或任何规范化理论去解释中国时，似乎总有“貌似”而无法“神肖”的问题，总有一些现实从既定模式中溢出而成为无法解释的剩余物。理论界也在热议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问题，但说到底，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应该是一直处于过程之中而没有终点。就这种异质性不能为任何既定观念、主义等涵盖而言，就旧的观念、概念在这种充满异质性的、崭新的中国现实面前失效而言，当代中国可以说正面临“观念终结的时代”。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综合性。前面我们提出“当代性”的概念，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当代”并非和一般所说的现代、古代等并列，即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标示。“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时间意义上的当代、现代、古代叠加在一起，让不同的时间概念及其所附带的价值彼此交织而产生纵深。在过去的20世纪当中，有三次历史界标，也是意识到“当代性”的时刻。其一是五四。这是一个以“觉悟”来标示自身的时代，“觉悟”意味着断裂。陈独秀写《一九一六年》称此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新的历史从1916年开始。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五四之在思想觉悟层面体现“当代性”不同，共和国成立更意味着一整套制度的落实，其对于同时代的自觉意识更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胡风1949年写作长诗《时间开始了》具体而微地传达了这一意识。其三是改革开放。这同样是对同时代产生强烈自觉意识的时刻。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这一自觉意识的奠基性事件。但是，以上三次界标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呈现的，即通过对此前时代的否定展开自身。而今天的“当代性”却是以黑格尔所说“合题”的方式，对此前的所有时间及其历史内容综合融通，多维的时间被叠加、浓缩在同一空间。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首先，这源于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所确立的高远的奋斗目标及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这一系列奋斗目标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其次，当代中国置身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国际格局之中，斗争正未有穷期。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地缘政治斗争暗流涌动。秉承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且国力持续上升的中国，将在这种战略博弈中承受更大的压力。战略博弈背后更是文明冲突。在愈发失序和野蛮化的国际格局中如何承担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是中国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在国际舆论战中，如何将辩护性论述和对议题的自主性设置结合起来也同样是难题。最后，前面说当代中国具有综合性，但综合不是一劳永逸，不是所有维度之张力的消弭，而是一个持续融合的过程，其中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传统文明的论述如何摆脱自说白话的问题，使对传统文明的解释可以和思考应对当代社会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这需要由经而史、由理而事、由心而物，将思想研究和制度、社会等研究立体地结合起来。其二是如何激活20世纪的革命脉络。革命的主题将如何和文明论述对话、如何和当前状况的分析相结合，革命中的“弱小国家民族叙事”和“抵抗者叙事”如何与“富强叙事”结合起来，这些将持续考验我们的理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