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一般认为，这一社团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随着《小说月报》的停办已“无形消散”①。但这只是从文学思潮与创作角度作出的判断，而未能考虑到这个以“研究会”为名的团体的更为复杂的存在实际。作为一种现实文学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学研究会，或许的确不再具有当初的意义，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群体，其意义反而得到更清晰的显现。事实上，不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北平，还是在抗战胜利后新一轮“中国文艺复兴”的呼声中，都不乏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体而活动的身影。不仅其核心会员之间的呼应、联系从未中断，而且其与1953年2月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之间或显或隐的联系，也同样耐人寻味。仅从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研究会，不免会造成对这个社团属性的误认，割裂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之一体两面的创作与研究的关系。当此文学研究会成立百年之际，回顾梳理这一切，或可增进我们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历史的理解。 一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生成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或可认为起于晚清一部分受日本及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阐释、整理传统中国文学的实践。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林传甲、黄人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传统文学现象的观照、言说，的确为后人的工作树立了典范。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工作仍然未能为文学研究工作奠定一种新的“事业”基础，后者还要等到“五四”之后一批有着更加自觉的文学理想的人物出现。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主张用“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吹响“整理国故”的号角，要求“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在文化界产生了不小反响。正是在此背景下，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才呼之欲出。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其《宣言》中说“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②，正可看出对这一思潮的积极响应。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往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研究者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变。 首先，是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观和“文学事业”观的确立。沈雁冰说文学研究会“除了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主张”，文学研究会在“文学运动萌芽期”的主要作为，也是在“反对游戏的和消遣的文学观这方面尽了微薄的贡献”③。这些话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社会功用或存在价值的一种新的共识，一种认定“新文学”事业的底线或“常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本就存在着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张力。《文学研究会宣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旧文学的游戏性的批判，从这一点看，文学研究会初期的文学观念，明显地倾向于“志于道”，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志于道”首先也是建立在以文学为一门独具特点的“艺术”的现代观念基础之上的。从王国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④，到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看上去像是倒退，其实各自所指颇有不同，所要纠正的偏颇也不相同。王国维“游戏”文学观的出现，针对的是往昔沉溺于“生活之欲”的世界，使人不得从种种利害的“桎梏”中解脱而出的生命现实，故而要求以审美的超功利性，寻获“纯粹无欲之我”的精神自由和解放，所看重的是“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一面。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针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自秦汉以来权势者对文人“倡优蓄之”，文人自己也不断沦于各种形式的自轻、自贱、自怜，或以文学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或以文学为一时的娱乐和消遣⑤。针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文学研究会之反对“游戏”和“消遣”，实际上就是要它从“为人生”的使命担当中寻得新的存在价值。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正是从此中生出。与之相反的现实对应物，则是在今天已被中性地称为“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小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文学分类中总是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相对，而不将之与从语义上说更加匹配的“高雅文学”相对，追究历史的缘由，也正在这里。 其次，是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意识、“纯文学”观和工作伦理的建立。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人对这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历史性的改变。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尽管在一些观念的领域，已有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传统，但就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看，基本上还是以所谓“杂文学”观为主，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也多是兼通多面的人文学者。当文学研究会申明“文学的重要”，申明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并希求组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时，事实上已然将其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并因之孕生出一种在现代人的观念体系中更具基础意义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不同，这种意义上的所谓“纯文学”，主要的追求只是将文学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状态中分离出来，并将之纳入一种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构建起的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就此而言，一向明确反对将文学视作“游戏”与“消遣”，因而被看作“为艺术”的“纯文学”派的对立面的文学研究会，其实非但没有背离“纯文学”，反而正是通过将“文学”视作一种意义自足的事业，为它的现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这也正是现代早期一般文论中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的最大区别。 这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事实上为中国文学研究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学科意识或专业分野，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作伦理。《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一开始就将“相信文学的重要”列为发起研究会的主要原因，正与《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一语所包含的文学价值观相呼应。因为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非可有可无的“游戏”(非席勒意义上的游戏)，所以“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同样相当丰富。在当时语境下，所谓“同劳农一样”，一方面表现了文学工作的平凡(与“平民文学”的主张相呼应)；但另一方面，只要想一想当时正响彻云霄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便知道这样的评价，就像在后来一段历史时期里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样，也是对文学的现实存在必要性及其崇高价值的再度申明。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研究争价值、争独立，甚而要将这一组织定位为“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作为“同业的联合”来谋求在将来“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中的意义，不但是要为(广义的)文学研究从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体制中找到一种定位，而且也是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主张必要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