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12-0139-12 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和白话文，反对文言和文言文。这一事件被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事件。1920年，“教育部令行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疑漏一“校”字——引者)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①规定语体文进入小学语文课本，白话文被教育体制认可，标志着白话和白话文获得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肯定，这常常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文学的胜利，尽管算不上彻底胜利，但确实可视为决定性胜利。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文言、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学汉语的现代性，而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是以现代白话这一形式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汉语之间这种相互缠绕的关系，常常成为研究的焦点。这种缠绕关系可以表述为如下问题：文学汉语的现代转换如何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本文以晚清至“五四”时期轴心作家群②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植根于文学汉语实践，通过描述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通道，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笔者所说的文学汉语指的是晚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汉语，是“有理”“有情”“有文”三者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汉语。“有理”指向汉语的知识体系，包括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生转化的知识转型；“有情”指向汉语主体的情感维度，包括个人情感和国家意识；“有文”指向汉语的文学维度，包括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以及文学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语言产生于人们的迫切交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文学汉语的实践只能是作家的实践，是作家主体的实践。以色列学者博纳德·斯波斯基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语言实践给了一个简明的界说：“语言实践就是每位个体说话者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所做出的选择之总和。”④但对于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作家来说，这个界说有点狭隘。作家们的语言实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家在写作时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所做出的选择。这点与博纳德·斯波斯基所说相同。第二，作家写作时对“语”(文言/白话)和“文”的试用、锻炼、改造和确立。第三，作家通过语言实践而催生对汉语、汉字与西语、西字、世界语的价值区分。这三个方面统一的语言实践，才是完整的语言实践。 发生源于实践，发生必在实践中发生。新的文学之所以能发生必须得在语言实践中发生。文学的发生源于文学语言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源于晚清民初文学汉语的实践。文学汉语实践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这三个维度展开。汉语造型指向文学汉语的“理”，实践主体指向文学汉语的“情”，文学形式指向文学汉语的“文”。晚清民初的文学汉语实践，一方面向外扩张，向现代西方汲取合理因素；一方面回望古典，坚守中国传统根基；一方面转向民间，吸取有生力量。这三方面有时冲突，有时交融。因此，汉语造型在文言与白话、汉语与欧化、标准语与方言之间改变着“理”的结构；实践主体在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以及国家、国民与个体的关系中激荡着“情”的发展；文学形式在西方文类与中国传统文类、旧体诗与新白话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晚清白话小说与新白话小说等关系中推动着“文”的演变。当“理”为现代之“理”，“情”为现代之“情”，“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于文学汉语时，则实现了某种文类的新生。当不同类型的文类在同一时代均获得新生时，则可说新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 一、“有理”的文学汉语与汉语造型 文学汉语的“理”指的是文学汉语在语言上的知识结构。文学汉语的“理”包括语音、词语、句法、标点符号以及修辞等因素。晚清民初的文学汉语因为处在中西语言碰撞与交融中，它的“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汉语与西语(包括日语)的关系中，指汉语对新词语、新句法、新标点的吸收；在汉语自身内部，指的是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选择、白话文学汉语对文言与方言的吸收等等。尤其是前者，成了文学汉语之“理”的重要内核。新的因素进入汉语造型，改变着传统的汉语造型，成为新文学发生的重要一翼。轴心作家群的语言实践显示了晚清至“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中汉语造型不断更新的激流，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部风暴。⑤ (一)新词语与汉语造型 晚清民初，汉语对新名词的吸收，改变着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成为汉语造型变化的重要内容。比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表达新事物(新名词)时，采用加注释的形式。以此种方式打开一个新词语的意义空间，却不妨看作汉语现代转型时的汉语雏形。但这种结构为解释一个新名词要消耗太多的语言能量，因此随着晚清报刊的兴起和出版业的发达，“词语—注释”的节约型结构便成为打开新名词意义空间的主要形式。“词语—注释”型的汉语构造毕竟还有注释的形式，还没有彻底融入文章正文而成为其自然部分。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因积极提倡采用日译汉词新名词，其翻译和论说多用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构成“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句结构内部爆破文言以单音节词语为组织细胞的语句结构的束缚。五四新文学中，叙事和抒情的白话因有明清白话小说的白话以及口头的官话做底子，相对比较容易形成。而新的述学文章必须使用晚清以来的新名词，因而“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就成为五四白话述学文章的基本材料，从而为文体的现代发生和现代白话文的出现准备了语言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