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①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曾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这种明显的疏远趋势到底意味着“解耦”还是“脱钩”？“Decoupling”在不同语境里既可理解为“解耦”，也可说成“脱钩”。本文从该词出发，探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各自秉持了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各自呈现出怎样的知识愿景，进而，对中国自身的外国问题研究又有何启发。 一、“解耦”抑或“脱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强调进一步“科学化”，与人文色彩浓厚、注重“地方性知识”的区域研究刻意拉开距离，更热衷“与学科理论对话”，成为难以遏制的潮流。② 借用“Decoupling”，可以描述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这种疏远趋势。一方面，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开始，中美之间经济、科技、人文交流领域的“脱钩”就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Decoupling”即“脱钩”，经济、金融领域通译如此，借喻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渐行渐远”，也很形象。但同一个英文词，电子电路领域习称“去耦”，软件工程上唤作“解耦”，都是强调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的“耦合”(coupling)程度。“脱钩”还是“解耦”，在中文语境里，一语改易，映像遽别——对于明显可以区分开、但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独立实体，到底皆属同一个整体(即一个系统、两个子系统)，抑或只是两个不同系统，用“脱钩”还是讲“解耦”，显然预设了不同的系统观：说美国要与中国“脱钩”，言下之意，两大经济体各自独立，大幅降低双方经贸联系，就能给美国带来“产业回流”。姑且不论在经济全球化凯歌高奏近半个世纪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主权经济实体能否做到“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反正“脱钩”的确代表了某些“妄人”主观上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种预设视角。说“去耦”或“解耦”，则无论电子电路也好，软件架构也罢，都以维护整体系统的完整性为出发点——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转顺畅、功能稳定、效率提升，必须尽可能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因相互联系而相互影响的“耦合”效应带来的干扰。软件工程领域，通常把“耦合”分为七级，要求设计软件架构时，各模块间之间耦合度越低越好，尽量使用数据耦合，少用控制耦合，限制公共耦合，完全不用内容耦合。于是，“高内聚、低耦合”就成了每位程序员都知晓的软件架构设计基本原则。 本文把“脱钩”与“解耦”并举，借以隐喻两种不同的“Decoupling”——如果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视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知识系统，强调“科学与人文”“通则式知识与特例式知识”的差别，那么，两者“脱钩”在所难免；但如果将双方都视为对外国问题(本文语境中主要是社会与政治议题)的研究，那么通过“解耦”，来实现双方的“低耦合”，倒也未必不妥。 同样诞生于冷战时代，都是“美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皆以外国的国内问题或特定地区之内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而有别于主要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终结，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曾有过40年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双方在知识诉求、学科定位、核心关切、研究手段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英文语境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政治学者将区域研究视作“人文学的天下”，认为区域研究专家在“科学方法”上不得要领，更不以一般性因果理论为追求，从而倾向于彻底否定区域研究的“科学意义”。③而另一部分立足区域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者，反感“定量方法家们”用统计学或形式模型把持政治学“科学方法”话语权的“霸道”，在他们看来，学科理论研究如果脱离区域国别知识根基，无非成了空中造楼、沙上建塔。④总之，无论在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这两个学术共同体之间，还是在比较政治学者内部，对于比较政治要不要跟区域研究“保持距离”乃至“划清界限”，仍旧争议不绝，缺乏共识。 更麻烦的是，与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科内业已确立的稳固地位相比，区域研究到底算不算得上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的确存疑。按照通常的理解，区域研究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为聚焦对象的跨学科(多学科)社会研究。⑤但到底什么是“区域”？世界上有多少个“区域”？区域研究到底是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还是大体上成了人类学家或后现代论者自说自话的“保留地”？区域研究是否只能“呈异”而无法“求同”，与一般性理论天然不兼容？这些区域研究本身的可争议处，无疑强化了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立场上日趋“高内聚”的政治学家们对区域研究“不科学”的刻板印象。 本文并不打算去澄清区域研究的属性——或许这也是不能或不必完成的任务——而只聚焦于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追溯历史，看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如何从早期携手并进的“耦合”状态，走向了“解耦”以致“脱钩”。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些事关中国的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前景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