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8年以后，我国逐步扩大开放。1988年，我国开始推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加快融入“国际大循环”，从而增强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较上年减少0.42％，其中，出口增长速度回落20.08％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减弱。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变化，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止跌回升，中共中央开始将“扩大内需”作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点政策，并在199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增强了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互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矛盾日渐凸现②。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正确处理外需与内需的关系，并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再度受到冲击，扩大内需又一次被选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2009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扩内需、保增长”作为一项工作原则，强调“要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3]。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重申“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4]，其中，消费为“三驾马车”之首。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着力增加消费需求”。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开始着力推进以经济结构性调整为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5]，其中，消费、投资分别起着基础和关键作用。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③，并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了相同表述。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内需”则被逐渐淡化④。 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6]这是继2013年12月后，“扩大内需”的表述再次被中央层面会议所强调，并改过去的“适度”为“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推行数年之后，“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被再次凸显，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招致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风险，特别是自2017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上升，暴发于2020年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国际大循环”日渐弱化。同时，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至2022年，中国将拥有全球24.3％的物联网市场，2025年，将拥有全球50％以上的新能源车市场[7]。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人才红利等优势，倒逼着我国优化需求结构，推动国内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 基于国内外新形势，我国开始主动调整发展格局。自2020年4月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扩大有效投资”。2020年12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8]。这继而被2020年12月16-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⑥，从而对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新发展格局起着重要作用。 纵观过去20余年，扩大内需始终作为一种中长期调控战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呈现“促增长—保增长—稳增长”的变化特点(见表1)，仅2020年，扩大内需就经历了“牢牢把握”“坚持”“注重”的转变。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需求侧改革”的首次提出，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政策布局和进一步延伸，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它将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齐头并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探讨需求侧改革的理论内涵，挖掘其难点，探究其有效进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