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言，无疑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问题在于，国内产业链体系中许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例如，一些重要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等，基本被发达国家企业所垄断，成为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供给瓶颈，同时也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供给侧堵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换言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然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但是这个主线的工作重点有所转移。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为传统产业去产能；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的重心逐渐转移至金融领域；2018年下半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逐渐转移至补短板，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路，将转换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因此，预计未来5年，国内有关政策会围绕这一核心思路展开，双循环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原则。 因此，着力打通存在于供给侧的一系列堵点，必须在未来的新发展阶段得到强调和重视。如何才能打通这些堵点?我们可以从其形成的原因中找到关键性线索，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举措。 一、经济循环中供给侧堵点形成与打通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并在2006年达到36.61％的峰值。相比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出口对中国经济循环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数字上，它在调节国内要素结构失衡、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②。例如，国内的装备制造水平偏低，而大量的出口产品需要满足发达国家严格的品质、环保等标准，就产生了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进口，即所谓的“为出口而进口”③。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际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理性选择。在过去的转轨经济中，国内市场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存在过多的硬性约束，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国际市场会减轻这些约束，使中国经济可以充分释放低端要素禀赋充裕的比较优势红利，从而实现产业和经济发展。换言之，中国过去通过实施客场经济全球化战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供给体系。 然而，在这种客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循环在供给侧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堵点，不仅表明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客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成为制约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首先，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虽然短期内可以使国内本土企业避免研发的高成本、高风险，且从中获得稳定的利润流，但从长远看，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会受到极大削弱，即便能在长期的加工贸易模式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几乎无法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其次，本土企业按照静态的廉价要素比较优势原则定位于低技术的生产制造商，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同样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竞争，在这类竞争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代工经济体都会在价格竞争中使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变得更加微不足道，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发达国家等国际买家。更严峻的事实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不得不面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大量的中低端分流，因而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加速耗散。最后，长期利用别国市场而忽视对本国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本国市场很难成长为世界市场，本土企业也无法研究和开发出处于技术发展前沿的自主创新成果，特别是一些知识密集型、容易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这必然会影响中国产业供给体系的安全性、可控性、效率性。例如，近年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芯片断供”，表明中国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实际上，这些供给侧堵点源于过去在出口导向型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累积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从产品市场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尤其是经济新常态以来，不少行业(例如，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光伏、风电设备、船舶制造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生产成本存在刚性而销售量又在收缩，必然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从而出现实体经济不振的现象。从服务市场看，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诸多服务部门处于国民经济次要地位，附属于物质生产部门，造成中国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服务市场专业化程度和供给质量较低。特别是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代工生产体系存在分离现象，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的是大量服务贸易进口，反而挤压了本土服务企业的生存空间④。从要素市场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市场均存在严重扭曲，地区间行政壁垒、市场主体信用不足等问题较为普遍。不仅会增加国内企业的交易成本，使社会福利遭受无谓损失，而且会阻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失衡，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看似矛盾的特征：一是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又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二是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为发达国家进行大量直接和间接融资；三是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四是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