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噪音，是指自然或人为造成的、具有损伤听力、影响人的休息和工作、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语言的清晰度和通信联络等危害的声音①，是物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出现的“不合时宜的声音”。②无论中西，声音对人与社会的扰乱古已有之。在一定范围内，对某类声音的限制与治理，亦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被着力治理的人为噪音污染，则始于近代，与工业化、城市化、人口高度集聚相伴而来，并与噪音源增多、噪音度增强、噪音扰人的广泛化与严重化直接相关。 上海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是近代中国最先遭遇噪音污染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着手预防、控制噪音污染的城市之一。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三界四方”的格局中，噪音污染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严重。近代上海华洋杂处，居住有数量可观的外侨，最多时超过15万人，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长期控制在以英国人为主导的外侨手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也是最早遭遇近代噪音污染并对其进行预防与治理的国家之一。在上海设立租界伊始，英国人便将预防、治理城市噪音污染的惯例与相关制度移植进来。然而，由于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华洋居民对声音的感受与理解亦不同，对噪音的认识有异，因此，在城市噪音治理过程中，治理与被治理者、外侨与华人之间，便产生诸多异议与纷争。 关于近代城市噪音污染及其治理，欧美学者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例如，迈克·戈德史密斯细致梳理了西方世界对于噪音的认知和治理的历史，介绍了城市噪音引发的问题及其治理方式。③伊恩·道格拉斯在介绍欧美近代以来对城市噪音的治理历程时，也提到当代中国制定的噪音污染防治法规。④国内学者对城市噪音污染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推进较快，有学者研究了近代英国对城市噪音污染的治理⑤；还有相关研究涉及外侨对于上海华人社会噪音的反应⑥，但学界尚未对中国噪音治理历史作专门研究。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近代上海的噪音治理进行探索：1.梳理近代上海人口集聚、工商业发展引起的噪音污染；2.以公共租界为例，梳理近代上海噪音治理体系的演变历程，揭示欧洲治理模式面对中国口岸城市本土化时的困境；3.梳理华洋居民对噪音问题的认知变迁，特别是华人对现代化的反思，揭示城市噪音治理共识形成的思想基础；4.以1938年殡葬业噪音事件为例，梳理工部局、华洋居民、商业群体在噪音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与博弈，揭示噪音问题背后的利益因素，以及噪音治理中各方利益协调对城市治理的影响。 一、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污染概况 噪音污染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呈现，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噪音污染以苦力叫喊声与小贩唱卖声为主。噪音污染在近代上海最早作为社会问题提出，始于19世纪中期。其时上海是航运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外商在上海外滩设立了百余家洋行，租界开辟了南京路等多条重要街道。当时寓沪外侨反映的噪音源，主要来自港口码头以及商业街道的货运工人(外商称其为“苦力”)。1863年3月，上海大礼拜堂的理事多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苦力发出的叫喊声影响礼拜活动表示不满。⑦而街道上的噪音，包括苦力在街上的吆喝声与小贩在街巷中的唱卖声，也经常导致外侨向工部局投诉抱怨。⑧这一阶段，由于上海的近代工业如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尚未起步，城市噪音源比较少，噪音的强度、范围、持续时间都比较有限，虽偶有外侨投诉，但噪音污染还没有到严重的地步。 第二阶段，噪音污染以商业街以及小型工厂、作坊、娱乐场等发出的声音为主。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已是较为繁荣的商业城市，“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⑨，已形成南京路、福州路等商业街，煤气灯、电灯等新式照明用具也已经普及，租界的夜生活日渐丰富。深夜至凌晨，灯红酒绿的商业街制造了更多的噪音，也带来更多的投诉。 这一时期的噪音源主要有三类。一是手推车、人力车等产生的噪音。1861-1862年，手推车由苏北农村流入上海，既可以运货，也可以载客。1873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合收手推车捐税，月均征捐发牌照数达2000辆，1875年公共租界的月均捐照数上升为2500辆。⑩人力车，1874年由日本传入上海，因其速度较手推车为快，故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两种车辆在行驶时，车轮都会发出尖锐的噪音，加之乘客的喧哗声、尖叫声，外侨统称之为“jinriksha nuisance”。后来，在工部局采取更换车辆润滑系统、改善路面等技术措施之后，车轮的噪音问题逐渐得到有效缓解。而乘客的噪音问题则是痼疾，成为被长期投诉的对象。187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名被噪音折磨而失眠的外侨走上阳台，细数了经过自家门口的人力车的情况：12时半至凌晨1时半，共有51辆，其中40辆车搭载2个人，大部分乘客喝得醉醺醺，或者受到其他刺激而情绪激动；1时半至2时半，共有32辆，几乎所有乘客都大声喧哗。(11)这两种车辆活动范围较广，早已越出商业街，使噪音呈现扩散性、流动性特点。对此，工部局虽然采取限时封闭道路等措施，但收效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