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既有成果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包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议题的通史性著作；①二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及其影响的专题性研究；②三是着眼于各个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各类社会群体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③四是聚焦于具体人物或具体思想的思想史研究。④以上成果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一课题，仍可在三个方向实现突破。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线索重审。既往研究多强调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但正如金冲及所言，“社会主义传播的成功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总是有若干先行的步骤”。⑤因此，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连接性和承递性也不容忽视，否则就不易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差异比较。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仅以整个中国作为考察范围是不够的，也要看到各地区间的差异与特点，在努力阐明“殊途”的基础上，要揭示如何“同归”。学界对武汉、四川、贵州、浙江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性条件，即各地区的历史演进、风土人情与革命实际，仍需要更充分的关注与揭示。 第三，社会主义传播的具体过程再思。目前对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北京、上海、海外的大报名刊、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传播的载体作了静态性考察，但对传播的动态过程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江南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考察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尝试回答社会主义在江南如何“落地”，江南的社会主义传播对革命实践具有何种影响等问题。⑥ 一、社会主义在江南传播的条件和渠道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江南地区，影响社会主义传播的重要条件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江南水系发达、水网密布，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古老的水路网连同现代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网、电报网，构建了江南立体化、多维度的信息流通系统。到清末民初，江南的交通、通信设施建设均领先于全国。截至1920年，江南的“人工河道共长约三万余英里”，新式轮船往来于长江之上，运行于上海与各商埠之间；铁路线贯通其中并与全国各地相连，有“沪宁铁路(长193英里)、津浦铁路(全长626英里)、淞沪铁路(长10英里)、沪杭铁路(全长160英里)等”；江南各地邮政组织的工作效率更是达到了当时全国邮政业务最高水平。⑦ 第二，江南地区因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而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繁盛程度，在此基础上，至明清时代江南出现了较为庞大的识文断字人群，这是接触和认知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李伯重认为，“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象”。他认为，19世纪后期江南男女的平均识字率接近30%，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不到20%的平均识字率。⑧若比较各地区的识字率乃至普遍文化水准，江南的文化程度更高。⑨ 第三，江南地区人士与国外的联系互动，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人文条件。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已与外国传教士频繁接触。近代以来，“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⑩上海开埠之后，江南成为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碰撞的前沿之一，各种西学从此区域进入中国。就传播方式而言，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西人知识分子、清廷高级官员、维新派人士、革命党、趋新读书人、中国商人等均处于西学传播的链条之中，书局、报刊社、学会、新式学校等均成为传播的重要场所。蒋梦麟曾述及清末浙江高等学堂里的情形：“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11)而在这“汹涌的革命时代”里，正包含着各种来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 第四，江南地区受到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近代以来，江南的中心城市由苏州变为上海，上海通过高度发达的报刊业、出版业、教育业持续向江南发挥辐射作用。自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书报在江南各地流通，大量江南读书人来上海求学，在此过程中江南读书人渐渐养成了阅读新书报、追踪新思潮的习惯。因此到20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方能在江南连绵不断地传播。 在以上各项条件的推动下，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形成各种社会主义传播渠道。在这些渠道中，各出版机构在江南设立的分支网点，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稳固载体。以《新民丛报》为例，它在江南各地的正式代派处有31家之多，此外，遍布各地的笔墨店、纸号、杂货店、药铺、煤号、木行等也可代售《新民丛报》。经由这些网点，刊发于《新民丛报》的包含社会主义概念、思想、人物的文章从上海扩散至江南各城市。(12)该报发表的《干涉与放任》《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中国之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巨灵之托辣斯》《社会主义者之派别》《开明专制论》《社会主义论》等，在江南传播尤广，“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