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线音频行业迅速发展,以音频为主的网络平台(如喜马拉雅FM、蜻蜓FM、荔枝)日益成熟,语音直播、听书、语音社交的受众逐年增多。据艾媒网《2019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突破4亿,增速达到22.1%,高于移动视频和移动阅读行业;动漫配音、广播剧等亚文化热度攀升,催生出一些与声音有关的文化产品,如以声优为主题的“声临其境”综艺节目、以语音包为主要卖点的手机游戏等。语音的机器识别与合成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促使许多网络平台将音频添设为独立的功能(如视频与音频的切换、人工语音阅读、智能音箱等)①。可以说,声音正搭载着新的网络媒介与技术,拓展以往以图像为主导的资本地图。为了理解声音这一媒介在听觉文化热潮中的意义,本文选择聚焦ASMR亚文化的个案,试图回应大众文化中的声音转向和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讨论在现代社会声景中听觉逐渐被客体化的趋向,及其与声音数字化、语音识别与合成等技术之间的张力。最终,本文希望通过这一讨论,显影出声音的媒介特性转变所关涉的后人类境况。 一、ASMR亚文化与听觉文化研究 ASMR无疑已超出小众文化的范围,成为近年来声音热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一方面,它是一种独特的以声音为中心的表演模式;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对知觉(特别是声音)快感的描述和认同。从概念上来看,ASMR是“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往往译为“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或“颅内高潮”)的缩写,在网络通行的释义中,意指一种新的关于知觉的描述,即由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引发的某种生理上的愉悦感和刺激感②。 然而,回溯ASMR亚文化的发生,会发现这一看上去具有科学色彩的命名实际上并非来自医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等领域,而是一种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展出来的“模仿式描述”(meme)。据一些最早的ASMR作品创作者回忆,促使他们关注到这种独特效应的,是在大众文化产品中偶然出现的令人愉悦的声音。比如,20世纪80年代风靡美国的电视系列节目《欢乐画室》(The Joy of Painting)中,鲍勃·罗斯(Bob Ross)讲授绘画技巧时低沉、柔和、耳语般的声调,常常被ASMR爱好者追溯为这种特殊舒适感的最初体验。在21世纪初的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美国版中,一位女孩偶然的耳语声也令许多人感到强烈的愉悦感。这种现象最初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是在与睡眠治疗相关的主题讨论中,如2007年steadyhealth网站建立的子论坛“令人愉悦的奇怪感觉”(weird sensation feels good)上就不乏相关讨论。尽管“催眠”至今仍是ASMR最常见的标签之一,ASMR的内涵却早已溢出睡眠、白噪音等,转而与一种一般性的声音体验相关。2008年,steadyhealth网站出现了对这种体验的第一个概括性命名:“attention induced head orgasm”(AIHO),但过于模糊的描述以及“高潮”(orgasm)一词明确的性指涉,使这一概念并未被广泛采用。2010年,珍尼弗·艾伦(Jennifer Allen)以带有医学色彩的“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替换了AIHO。她认为,概念的含混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性指涉则给该词的推广造成困难,因此一个具有医学色彩的命名是必要的,尽管“批评家倾向于称之为伪科学”,但是“在现在这种被可悲的怀疑主义和知识的即时性主导的特殊社会情境下,任何不够正式或清晰的东西都很难满足人们的要求”③。 通过仿拟医学术语,珍妮弗·艾伦的命名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ASMR这一缩写作为一种标签,随着直播行业的繁盛而流行起来,一度成为热门直播内容之一,并迅速发展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韩国、中国等国的表演者几乎毫无区隔地分享着ASMR文化,来自陌生语言的语音甚至成为一种常见的触发音④。2014年前后,一些爱好者,如网名为“Richard_Price”的投稿者开始制作包含中文语音的ASMR音频或视频,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模仿国外形式的作品。随后,在被称为“中国直播元年”的2016年,涌现出许多主打ASMR的主播,如“轩子巨2兔”“少寒shine”等。值得注意的是,ASMR逐渐走出亚文化的圈子,被应用在广告、电视剧、电影、游戏等多种媒介平台上,成为一种独特的商业营销手段。在汽车(雷诺)、家居(宜家)、美妆(SK-II)、食物(德芙巧克力、肯德基)、购物平台(京东商城)等领域,都曾经推出ASMR主题的广告;网易在2017年发行的热门手游《恋与制作人》推出了以掏耳朵、读诗、哄睡等经典ASMR情境为主题的语音包;2017年的网剧《河神》也用大量水泡声、主角的低语声等ASMR效果作为特色进行宣传。 通过对ASMR命名与实践的简短梳理可以看到,它以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知觉现象命名,寄身于网络视频平台,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随之被资本市场捕获,衍生出一系列声音产品。同时,它在多重意义上构成了当下声音文化现象的中心:一方面,在近年来急速推进的声音(特别是人声)商品化的进程中,ASMR似乎正是对声音中可估价部分的命名,音质、音色及其唤起的感官愉悦成为重要的资本聚焦点;另一方面,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日益成熟,并极大地支撑着关于人工智能的想象,这令人声问题在后人类命题中显得尤为突出,此时,ASMR似乎成为了某种“残留物”——它暗示着某种越过意识形态的知觉快感,凸显了声音的身体性。此外,ASMR的媒介依赖性和独特的表演/聆听方式,也折射着建立在今天的媒介现实之上的社会“声景”(Soundscape)。 ASMR亚文化的流行唤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一类研究聚焦于ASMR的知觉感受与助眠功能,尝试借助“通感”等概念,在医学、神经科学与生物学等学科基础上探寻其本源⑤。这类研究以将ASMR合法化为底色,希望使其突破亚文化的局限,获得科学的定位。另一类研究则仅仅将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倾向于用既有文化理论框架予以阐释⑥。可以看到,在第二种文化解读中,描述性工作占了较大比重,如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确认ASMR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参量(性别、年龄、触发音的种类、情绪反馈、功能效果、网络平台等);此种解读在阐释层面,则大多平行地使用不同学科(如社会学、声学、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尝试加以界定。这些讨论无疑是在面对一个边界模糊的文化现象时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当研究者在统计性别、种族、年龄等参量的基础上推论ASMR制作者是对母亲角色的模拟时,就消解了ASMR的知觉本体论色彩⑦;而忽略对ASMR媒介或文本特征的细读,则可能会将其简化为重复印证理论框架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