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I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1-0077-14 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媒介技术渗透嵌入人们生活的各种领域，新冠疫情又客观上加速推进着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生存，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1]这组数据显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数字化和媒介化已然成为人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现实和基础环境；另一方面，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存在的隔阂与障碍亟待解决。 数字网络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造成了数字社会诸种生活困境：一方面，曾经远离数字文化的老年“数字难民”愈来愈无法避免接触数字媒体互联生活方式，否则就连出行、就医甚至基本社会交往都会难以实现，而这必然导致这一群体遭遇巨大的文化不适应；另一方面，那些已经通过学习逐步适应了新媒体环境的中年“数字移民”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追不上新技术的发展而再度成为“数字难民”。这些“数字难民”“数字移民”与熟练掌握新媒体使用的“数字原住民”——青少年群体——形成社会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由此产生代际传播中的一大鸿沟，即“数字代沟”。“数字代沟”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即父母(亲代/传统世代)和子女(子代/E世代)在新媒体理解、采纳、使用以及相关知识方面的差距。[2]年轻世代就新媒体的理解、采纳、使用及相关知识传播与年长世代展开的代际互动，构成了一种新型文化反哺，即数字时代的“数字反哺”，成为代际间“数字代沟”消弥的重要路径。[3] 如今，在家庭场域中，“数字反哺”已然成为家庭生活和代际互动中的重要内容，在家庭成员内部发挥着新媒体素养培养和数字文化推广的作用。家庭中由于亲子两代拥有迥异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对于数字化生活的融入程度不同，在应对新媒体影响下的技术与社会变迁时，亦持有不同的态度、具备不同的接纳与使用能力。相较于亲代面对新媒介环境的无所适从，子代往往持有更自如的适应性、更开放的心态和更灵活的接纳与使用能力，并具备向亲代反向输出新媒体使用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即数字反哺能力。“数字反哺”这一代际互动新模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代际沟通、构建良好关系，但该过程涉及代际之间的沟通方式以及新旧文化/观念间的冲突，必然存在某些阻抗数字反哺行为实施的抵抗性因素甚至导致反哺失败。此外，那些看似“成功的数字反哺”似乎又导致了新的问题与困惑，如亲子两代在掌握新媒体使用技能后，共同沉溺于虚拟空间，造成现实交流空间的进一步真空化与关系疏离，也同样构成了“数字反哺”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一是新媒体使用如何在家庭场域中引发代际互动传播，即亲代与子代关于数字反哺的需求与动机如何；二是新媒体使用在代际互动传播中造成了哪些负向影响，即在数字反哺中出现了哪些消极效果或问题；三是新媒体使用所导致的代际互动传播过程中的负向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即亲代与子代数字反哺过程中的阻抗因素分析。 以上三个问题从家庭成员交往互动过程中新媒体使用行为的需求与目的出发，重点观察新媒体使用中数字反哺的效果尤其是负向效果，并尝试分析造成此负向效果的原因即阻抗性因素。 二、文献回顾 本文所探讨的“数字反哺”源于“文化反哺”这一社会现象。“文化反哺”，又称反向社会化，指的是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影响施教者，向他们传授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向社会化过程。[4]玛格丽特·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划分出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的是前辈向后辈进行文化传承，帮助青少年完成“社会化”；“并喻文化”是指前辈与后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之间的活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后喻文化”则表现为反向文化传承，在代际文化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面前，前辈需要反过来向后辈学习以完成新一轮的“再社会化”。[5]27周晓虹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并持续考察文化反哺这种新的文化传播范式，他将其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6]。亲子之间发生的“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到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乃至对各种具体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权威性，使父母等长辈常常遭遇来自子女晚辈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他们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7] 数字时代是社会与文化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技术结果，[8]新媒体高度而全面地介入日常生活既是代际间“数字代沟”出现的重要原因，也是子代获得反哺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数字代沟所带来的关系冲突与情感挑战，前期的多项研究认为，基于新媒体的数字反哺能为缓和亲子冲突、改善家庭关系提供际遇：杨立、郜健以大学生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背景，通过研究大学生对父母长辈进行电脑网络知识技能的传授行为，探讨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提出“文化反哺”具备缩短父代与子代在技能与意识上差距的潜在的能力；[9]周裕琼从量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出子女与父母的数字代沟体现在新媒体的采纳与使用方面，而在新媒体知识的学习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反哺显著多于父母对子女的哺育，亲子双方的年龄、教育和收入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关系越和谐；[2]朱秀凌将视角聚焦于中学生家庭，通过对亲子双方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呈现了家庭内部手机使用上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现象，认为“文化反哺”过程中，亲子双方以主体对主体的形式进行着沟通与交流，推动着新型代际传播模式的形成，实现家庭权力结构从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转变，但未从根本上改变亲子之间的地位；[10]万丽慧等基于对青少年家庭场域内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量化考察，发现样本家庭中的数字代沟与其对应的反哺程度成负相关关系，增强文化反哺成了弥合数字代沟的契机，从而提出，父母在被反哺的同时应寻找与子女的共鸣，加强正向哺育，在新媒体的协作下帮助子代完成社会化进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