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分裂”到文化多元主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他的另一本书《全球分裂》，标题更有冲击力，内容也更有特色，影响却远不及《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初版是1970年，因为视野开阔、结构恢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正处于启蒙时期，这样的宏论更受人喜爱，在中国多次再版。《全球分裂》1981年初版，1993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本书虽然标题有冲击力，内容主题和观点尖锐深刻，但在中国的影响却很有限。往往在中文网上搜索“斯塔夫里阿诺斯”时会直接导向《全球通史》而不及《全球分裂》。这两本书的不同遭遇，实际上是20世纪后期的时代变迁中，中国看世界和世界图景的演变所留下的一个轨迹。 《全球分裂》有个副标题“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该书的话语背景是“三个世界”语境。作者指出：“第三世界’一词起源于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刚刚开始使用。”①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美苏两大阵营中的其他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第三个是由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印尼等国发起独立于两个世界的不结盟运动，而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这是个起于冷战时期的概念。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三个世界”话语作为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据，在改革开放后这个概念逐渐淡化，而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时期更引人注目的话语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的未来学和全球化概念的流行。在这个时代话语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全球分裂”观念显然不合时宜，受到冷遇也是正常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之际，学术界关于世界关系的认识又产生了反转，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理论受到重视。但这时候“全球分裂”的“三个世界”话语背景已经消失，被更新的亨廷顿“文明断层线”理论取代了。 虽然《全球分裂》这本书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书中对“全球分裂”观念的论证仍然值得注意。作者所定义的“三个世界”形态不是从冷战开始，而是从新大陆殖民主义时代就开始了。书中第一编“第三世界的出现”是从1400年到1770年商业资本主义走向全球的殖民化进程；其后的三编依序论述的是“全球性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1.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770-1870)，2.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殖民主义时代(1870-1914)，3.第三世界为独立而斗争的时代。②书中作者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形成是和殖民主义以来“全球性体系”的形成相联系的概念。“全球分裂”的背景是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全球性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及其冲突。“全球性体系”与“第三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作者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揭示了现代世界整个大的国际关系不断体系化整合又不断冲突分裂的反复振荡趋势——当下人们如同世界末日来临般惊恐地哀叹全球化走向结束，但放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现代世界视野中看，不过是一再反复出现的又一个分化周期而已。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述的全球分裂的最后形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天下大乱”和全球性对抗的社会革命爆发期，冲突对抗的主要力量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及其联合体，主要由超级大国、华约、北约和“第三世界”构成。但在《全球分裂》出版后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冲突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和“三个世界”关系的重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把这个巨变解读为世界文明和价值观最终趋向统一的走势。未来学派对未来的大趋势提出了充满想象力的乐观期待，如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2000年大趋势》中提出的90年代到2000年世界发展的十大趋势：世界经济繁荣、艺术复兴、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全球化、福利国家私有化、环太平洋崛起、妇女跻身领导阶层、生物学时代来临、宗教复活和个人的胜利……③福山和奈斯比特这种乐观主义全球化想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个典型的标识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达沃斯文化”的出现：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④ 这种“达沃斯文化”是影响全球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化圈，但亨廷顿认为这个文化圈只是许多文化中的精英层次，社会基础很浅。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只是表现为一些技术和消费需要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文明共享。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全球流行的“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汉堡)。然而很多非西方的文化对西方文明是选择性的：只要“大麦克”而不要大宪章。他把当代这种选择性倾向称之为“第二代本土化现象”。⑤显然他对这种“本土化”持消极看法，认为这种对西方的选择性吸收并不会带来世界文明的融合。 本土化的发展意味着在“达沃斯文化”的全球化浮沫下面，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包含着民族、地域、宗教、历史文化等多重关系的更复杂的冲突开始了，而以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一个顶点标志。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的“全球分裂”是以“三个世界”区分的民族国家集团冲突为核心，而自20世纪末进一步分化为多层次、多元化的族群文化冲突。这个时期引起人们更多重视的不再是福山和奈斯比特，而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