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城”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88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1.5%①。虽然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数量庞大，但大多数农民工仍被隔离在城市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资源与机会，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瓶颈（石智雷、施念，2014）。与此同时，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少务农经历和土地情结，他们已不在城乡间进行“候鸟式”迁移，而是难以逆转地向城市流动（祝仲坤，2017）。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摆脱城市边缘化地位、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并推动其真正融入城市，对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以往文献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包括个人禀赋、心理资本、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Wang et al.，2012；张宏如、马继迁，2015），然而已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普遍存在于“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中的儿童期留守经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考察留守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有助于将留守儿童研究从群体的静态特征分析向动态发展研究延伸，从而拓展现有的研究视角、形成历史和整体的研究视野（叶敬忠，2019）。另一方面，探讨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也有助于将微观层面的留守儿童成长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衔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分别为1981万、5861万和6103万（段成荣等，2013），2017年中国农村仍有超过2300万留守儿童②。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是个人气质与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原生家庭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Whiston et al.，2004），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形成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均有负面影响（Zhao et al.，2012；丁继红、徐宁吟，2018），同时留守经历也将成为个人烙印影响着留守儿童群体的长期发展（谭深，2011；Liu et al.，2020）。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留守农村的儿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谢东虹（2016）对北京市758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26.7%的受访者在6～14周岁期间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40.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16周岁前有过留守经历。那么，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否有影响？进一步地，这一影响是否存在群组差异？留守经历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6个人口流动大省（市）的一手调查数据，从心理融入维度详细讨论了留守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 相比以往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以生命历程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已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留守经历；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不仅估计了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还进行了留守时长、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此外，本研究还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与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留守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通常是指处于弱势或边缘状态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社会结构调整与主体自我适应，实现在主流社会平等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并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过程（Marlier，2007）。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上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国际劳工移民在工作地的社会融入问题。尽管国际劳工移民在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这部分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相对缓慢，职业不平等和经济劣势依旧存在（Auer et al.，2017）。在中国，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即农民工接受和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认同个人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王春光，2001）。既往研究大多从经济、社会和心理等维度衡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陈延秋、金晓彤，2016）。其中，经济融入是指农民工收入与消费在当地的相对水平，社会融入由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与互动程度体现（李培林、田丰，2012），二者主要发生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初始阶段，而心理融入则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对融入状态的主观感知与评价（王春超、张呈磊，2017），被认为是城市融入的最高层次（张蕾、王燕，2013）。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心理融入维度，考察留守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有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能够减轻家庭的预算约束以及增加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健康投资（Giles，2006）。但多数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导致的家庭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受教育机会、卫生营养状况、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均有负面作用（Lee，2011；Zhao et al.，2012；丁继红、徐宁吟，2018）。此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后备军，长期来看，留守儿童问题还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谭深，2011）。在现有少量关于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研究中，谢东虹（2016）发现，曾留守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不愿重返农村，并且有更强的留城意愿。但与此同时，这部分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态却并不乐观。吕利丹（201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进入高中阶段后，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概率大幅提高，并且较早地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同时，留守经历对外出年龄为18岁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汪建华、黄斌欢（2014）根据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留守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的关系，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比无留守经历的同辈群体更加频繁地更换工作。尽管更换工作也有可能是个人主动追求更好发展的行为，但中国农民工工作流动性提高并不能明显改善其技术等级与发展前景，频繁的工作变动甚至会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向下流动（符平、唐有财，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