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对“野蛮的死亡”的反叛（Kaufman，2005），安宁疗护（hospice care）旨在以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提供身体、心理、精神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人文关怀服务，以提升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帮助患者实现“优逝善终”（good death）（景军，2020）。 区别于治愈性医疗照护，从事安宁疗护的护士具有独特的职业特点。首先，作为护理实践的主要实施者、患者资料信息的评估者、团队的协调者等（谌永毅等，2018；谌永毅、刘翔宇，2020：12-15），护士在安宁疗护中承担着多重复杂角色。其次，区别于治愈性医疗照护中以医疗为中心、护理为辅助的情况，安宁疗护护士需要协同关注并在“身体-心理-社会”多重维度进行照护。此外，安宁疗护中极为重视医护与患者的互动，强调医护与患者的情感交流，护理过程强调患者主体性的表达。护理者的劳动态度、情绪、反思亦会作用于患者，从而影响患者的病痛体验和死亡质量。因此，在以死亡为确定终点的轨道上，护士的照护劳动已经超越了治愈性医疗行为中的身体照料与护理范畴，转变为陪护患者“与死亡同行”、需要投入大量情感、注重情感表达和互动的情感劳动。然而，专业护士的情感劳动，要么被简化为技术与操作化问题（Cevik & Kav，2013；Peterson et al.，2010；Skilbeck & Payne，2003），要么被更为宏观的制度分析所遮蔽，在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中文文献中鲜见护士的体验与表达。 本研究试图从情感劳动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微观层面探究我国安宁疗护护士的情感劳动层次及影响层次转化的机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安宁疗护护士的情感劳动有哪些层次？情感规则是如何影响并形塑护士的情感劳动实践的？（2）影响安宁疗护护士开展不同层次情感劳动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本文希望在两个方面对情感劳动的理论进行回应和拓展。首先，以区别于一线（front line）非专业服务工作的安宁疗护为例，笔者试图分析专业性照护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在多重情感规则规训下的实践过程及其特点，揭示其层次性与内在张力。其次，既有研究指出，借用西方情感劳动的理论解释中国各行业的情感劳动现象，可能导致本土化不足（李晓菁、刘爱玉，2017）。在安宁疗护这一深受地方制度及文化因素影响的实践中，护士的情感劳动受医疗消费主义、医疗家庭主义、死亡禁忌等多重因素影响。本文希冀通过对安宁疗护护士的情感劳动转化机制的分析，对专业性照护工作者韧性建构的本土化实践提出有益的反思。 二、文献回顾 （一）情感劳动：从一线非专业服务业到专业职业 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79，2012）提出，个体通过情感管理来压制情感或伪装情感，以创造出互动对象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表现。阿什福斯（Ashforth & Humphrey，1993）从组织层面对这一定义进行修改和完善，认为劳动者根据职业要求的表现规则来表达恰当的情感即为情感劳动：组织制定相应的情感规则对个体的情感进行管控和约束；个体在遵守情感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情感体验与表达。原本私人化的情感管理过程逐渐变成公共领域中的情感工作，从而进入了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Wharton，2009）。 相比于一线非专业性服务者（月嫂、护工、保姆、保育员等）情感劳动研究的繁荣态势（陈玉佩，2020；吴心越，2019），我国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专业人士的情感劳动研究相对较少。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从业门槛、较为规范的职业标准、广受认可的职业地位（Abbott，1988；Friedson，1970），因而在情感劳动规则及表现方面具有独特性。与一线非专业性服务者相比，他们的服务流程很少是单一、固定的，并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培训资源和支持（Orzechowicz，2008）。其情感劳动规则来源更为多样化，既受到商业或者市场需求的驱动，也深受善德善行或者其他社会规则的影响。此外，与一线非专业人士的劳动过程通常依靠严密的组织监控不同的是，专业人士的情感劳动通常依靠自我规训（self-regulation）和创新，因此劳动者的自我反思对于劳动实践极为重要（Harris，2002）。 波顿对情感工作（emotion work）的类型化分析拓展了传统情感劳动的研究领域，常被用于探讨专业人士的情感劳动（Bolton，2005，2009）。根据情感规则来源的不同，情感工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被商业利益要求形塑的金钱相关型（pecuniary）情感工作、被专业或组织要求形塑的规范型（prescriptive）情感工作、被社会规则约束的表意型（presentational）情感工作，以及作为礼物的慈善型（philanthropic）情感工作（Lopez，2010）。沿袭这一分析框架，既有研究揭示了典型专业职业，如律师、医生、护士等在与当事人（患者）展开互动时，是如何在专业伦理、社会规则、商业规则的共同影响和制约下，有效地组织情感体验和表达行动，调整自身的情感劳动策略，从而保持职业自主性的（Bolton，2000，2005，2009；Lewis，2005；Simpson，2007；Harris，2002；McClure & Murphy，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