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好多人都去韩国，像我、我儿子和儿媳妇、我远房表弟、我侄媳妇。开始是我前夫带我去韩国打工的，后来待久了，我自己也有了门路，再加上前夫帮忙，我儿子也去了，后来又带了我表弟和我侄媳妇……我们工作的地方也都离得不远，我儿子和我表弟都在种紫菜，我现在是比较好，在工厂里，我侄媳妇就在饭店，儿媳妇念了点书，又是朝鲜族人，在厂子里工作。其实离得都不远，都在釜山这一片儿。（BW0720①） 近20年来，作为华人移民潮中的一个显群，海外东北移民备受关注。但是学界对韩国华人的既有研究主要以跨境朝鲜族为主（朴光星，2010；周建新、黄超，2011），而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赴韩淘金的东北汉族人（下文均用东北人表示）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为什么东北人会成为海外新移民中的一个显群？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结构性推力？形塑迁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移民在祖籍国和移居国不同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深描将有助于勾勒出东北赴韩移民劳工的群体镜像。 一、移民劳工研究：既有文献的梳理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推进和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跨国移民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华人新移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涌现出大量的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移民，但是作为非熟练劳动力的劳工移民依然是海外华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黎相宜，2019：16）。劳工移民不属于永久性移民的范畴，因为劳工迁移不以改变国籍为目的，纯粹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的（张秀明，2001）。 近20年来，跨国移民劳工研究成为移民社会学与劳工社会学的重要交叉议题。结合移民与劳工的双重意涵，既有的移民劳工研究大致包括迁移动机、劳动过程和流动机制三种重要的研究取向。 （一）跨国流动的动力机制：从经济、社会到全球化 早期的国际移民研究关注移民为什么迁移的问题，即讨论移民流动形成、发展与维持的动态进程。经典的推拉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地区工资水平的差距推动了劳工们离开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流入海外寻找收益回报更高的工作（Lewis，1954：139-191；Todaro，1969：138-148）。新经济移民理论学者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迁移的影响，认为劳工跨国流动多是受其所处移民网络的影响。以亲缘、地缘建构起来的移民网络可以为劳工移民的海外生活提供物质、情感与社会关系的支持，这也刺激着劳工跨国流动渠道的长期、稳定运作（Stark，1984：251-259）。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多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联系起来，认为诸如商品、资本和信息等经济要素的流动推动了人口的迁移（Sassen，1990）。可见，跨国流动成为常态是多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合力，既有经济层面的推力和拉力，也不乏社会结构性层面的因素和全球化的影响。 （二）劳动过程理论在跨国移民研究中的应用 劳动过程理论是劳工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且成熟的研究领域。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本质是资本家组织生产并获取剩余价值（布若威，2015：47）。借助劳动过程理论，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概念，如宿舍劳动体制（任焰、潘毅，2006）、关系霸权（沈原，2006）、包工体制（潘毅等，2012）等，这些研究基于本土经验较好地解释了当代中国打工阶层所面临的来自资本的剥削与控制。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一些研究者关注跨国情境下劳资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如蓝佩嘉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菲佣的研究，指出契约和被遣返风险束缚了外籍劳工的行为，导致她们只能忍受工作的辛劳和雇主的剥削（蓝佩嘉，2011：56）。刘兴花等运用“跨国生产政治”框架讨论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认为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共同形塑了跨国劳工弱势的结构性位置，进而形成了“市场专制”的生产体制，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强制剥削”再度兴起的重要机制（刘兴花、王勇，2019：123-153）。显然，与本地工人不同，对跨国移民劳工而言，他们不仅会受到国外雇主的压榨与剥削，而且身处全球劳动力市场，他们还要承受来自外国劳动制度的管制。 （三）移民研究领域的“流动”转向 近年来，随着亚洲地区跨国劳务商业中介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强化，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跨国流动的市场化输出机制和内部动态过程。项飙分析了一个立足于印度但全球运作、名为“猎身”（body shopping）的IT劳动力管理体系。印度的劳力行通过建立全球劳工数据库来匹配劳工与客户，以此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力的管理（项飙，2012：159）。劳工们的跨国流动成了一个“被移植”的过程，即工人们以“点对点”的形式从国内直接流入海外被严密控制的工作场所，他们无法与流入地社会发生有机双向互动，始终处于被严格监管的状态（项飙、吕云芳，2011）。通过对跨国移民劳工输出大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调查，项飙等认为，由细密的管理规则、多样的商业中介、发达的交通通信技术、复杂的合约构成的“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呈现“内卷化”的趋势，削弱了人们的实际流动能力（项飙、林德奎斯特，2019）。萨卡尔（Mahua Sarkar）基于对新加坡的孟加拉男性移民的民族志调查也指出，成熟的劳动力输出机制使移民劳工在招募过程中受到培训公司和中介代理机构的联合压榨，他们必须缴纳更多费用才能出国打工（Sarkar，2017：171-204）。随着全球劳动力流动与金融市场化，国家与资本对劳工劳动过程的控制已经逐渐转向对劳工流动过程的控制，“流动”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型的劳动控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