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作者多年经验，一般社会现象当中，可以发展为经验命题的关系其实并不多见。而在这其中，还得见前人所未见，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面对各类因果命题的主张，我们最好能谨慎以对，因为学者所提出的，很可能仅是一组“循环论证”（tautology/circular reasoning）。基于作者所见，在“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当中，“国家能力解释”（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后文简称“能力解释”，也有称“国家解释”者）往往是循环论证的重灾区（后文将对此有所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能力解释”为例，说明其中逻辑缺陷，并尝试有所超越。 基于上述构想，本文将首先尝试厘清概念，辨析“效率解释”与“能力解释”。之后将梳理相关文献，以厘清能力解释的内涵，并通过范例研究，解说其论证形式，并展示其论证机制。在第三节中，作者将借助3组典型案例，简单检测能力解释，并揭示其循环论证的倾向。第四节主要提出改进建议，包括以独立于后果的“国家权力”代替依赖于后果的“国家能力”，还涉及如何改进现有选样策略，避免“就结果挑案例”。第五节总结本文，呼吁发展研究学者提升方法自觉。 一、发展研究中的“效率”与“能力”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研究”，若论著出自经济学者，除普遍关注要素流动外，还受新古典学派影响，特别强调“效率问题”（Chenery & Srinivasan，1988-2010；Desai & Potter，2006）。①若涉及具体发展策略，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策略是否有效”，并以策略效率解释成功与否，故属于“基于效率的解释”（efficiency-based explanations）。社会学的研究则不然，若以发展社会学为例，不论现代化理论、低度发展视角、国家发展理论（Webster，1990；Barnett，1988；So，1990；萧新煌，1985；罗森堡，1988；庞建国，1993；徐泽民，2014），或其中各家各派的经典著作（Polanyi，1957；Moore，1964；Frank，1967；Wallerstein，1974；Evans，1979，1995；Tilly，1992），都或多或少暗含“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 为何如此？因为社会学的分析，起点往往是“既有结构”，与之拮抗的则为“改造力量”，两者互动便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便与经济学大异其趣——学者未必在乎策略本身，反更关注策略背后的社会结构——例如，为何有的案例能够拿出有效政策，有的却不能？为何有的案例能够贯彻所采取的政策，而有的做不到？这其中“结构约束”与“国家能动”间的张力，往往就是通过“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得以体现的。若进一步延伸，我们就能得到所谓“国家能力解释”，即“只有国家具备相当能力，方能主导转型，从而促进增长”（朱天飚，2006：85-103；耿曙、陈玮，2019）。 当然，不止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发展研究也反复强调“国家能力”，故不妨将其称为“基于能力的解释”（capacity-based explanations）。②若对照上述两类视角，“基于效率的解释”其实是无关结构的解释。因为唯有排除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才能进行简单干净的效率推导（巴德汉、尤迪，2002：1-3）。但只要不罔顾现实，就得承认：任何国家重大举措，都无法置身社会结构之外——若真能回避结构约束，也是基于特定结构条件。经济学者缪尔达尔（Myrdal，2017）便强调：发展动力从来都酝酿于政治、社会环境中，也深受政治、社会体制的约束。而上述社会、政治条件对发展进程的影响，又只有在“能力解释”中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米格代尔，2013）。 当此经济范式蔚为潮流之际，环顾发展研究领域，也似乎唯有“能力解释”能与“效率解释”相抗衡，且不断对其有所针砭。但作者却在检阅文献、推敲论证逻辑后，发现此类论证中经常存在“循环论证”问题，并因此削弱理论意义，不利论证检验。③因此，为免“效率解释”成为唯一的选项，因此而“只见经济理性，无视社会/政治理性”，作者乃希望通过改进案例方法，尝试挽救上述“能力解释”。 二、国家能力解释的由来与论证 何谓能力解释？若宽泛界定，则强调国家角色者几乎均可纳入能力解释范畴；④但若严格界说，就唯有以“国家能力”强弱作为“原因变量”（explanatory/variable），且以“发展绩效”好坏作为“结果变量”（outcome variable）的，才是标准的解释。进一步考究，能力解释又可再分为两种：“侧重过程”与“侧重结果”，论证形式各不相同。为能清晰掌握，作者将先追溯其由来，作为后续讨论基础。 （一）理论源流与发展 能力解释主要源于后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因此可以追溯至李斯特（Friedrich List），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1961）。李氏作为发展学者，其各种理论主张，均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针锋相对。虽然都在回应“重商主义”立论，但斯密站在领先国家角度，发展他的自由主义体系；李氏则置身后进国家阵营，谋划经济赶超对策，从而催生以“国家能力”为中心的理论雏形。根据李氏所见，后发国家难以在自由竞争下取得发展，必须厉行贸易保护、培育企业产能。为此，李氏奔走高呼，要求国家培养能力，同时扶持经济。 在资本主义扩张、世界体系成形的背景下，类似见解时有出现，但或止步于学界清谈，或仅限于具体对策，直到格申克龙（2010）方才形成系统的解释框架。格氏在总结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追赶经验后，认为面对国际竞争、体制冲突，后进者只能参考先进经验，通过国家主导，形成替代制度，动员内外资源，全力逆势追赶。上述见解提出之时，恰逢“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渐趋式微，“找回国家”思潮（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席卷发展研究，之后又与“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相互呼应，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激荡出国家研究的热潮。其中，“找回国家”运动虽聚焦西欧国家建设，却特别突出“国家能力”，一方面进行概念建构，另一方面呼唤“国家中心的分析”（埃文斯等，2009：10-27）。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