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1)09-0086-10 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是美国唯一一个以资助基础研究为主旨的联邦机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政府科学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初以资助自然科学为核心任务，社会科学获得资助的机会十分有限。195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布“社会科学研究计划”(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1960年成立社会科学司(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由此正式启动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社会科学资助也从项目和组织上摆脱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地位。此后，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政府与高校社会科学院系之间逐渐建立起持续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 国内学界关于战后美国科学资助政策的讨论多集中于理工科，如杨九斌[1]、张东海[2]、张济洲[3]等学者的研究，个别学者如於荣[4-5]从宏观层面对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专门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的研究较少。国外学界对此议题的探讨侧重强调政治因素，如克莱曼(D.L.Kleinman)[6]、金(D.King)[7]、索洛维(M.Solovey)[8]、兰森(O.Larsen)[9]等学者将党派斗争和冷战局势视作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变化的主要动因，相对忽略学科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初期以资助自然科学研究为主，备受冷落的社会科学研究何以进入政治决策者的视野，国内学界对这一过程仍不明晰。 政策的制定与演进往往是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1984年金登(J.W.Kingdon)在解释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时提出“多源流理论”，该理论植根于美国独特的分权体制，认为某一特定议题被纳入政策议程是各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金登将美国联邦政策议程改变的推动力喻为“三股源流”，即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10]具体而言，问题流揭示政府官员在众多议题中关注到某些特定问题的原因；政策流分析官员和学者提出的种种政策建议；政治流指涉政治环境变动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政策议程的改变机遇被喻为“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机敏地把握打开“政策之窗”的短暂时机、推动政策议程的人被喻为“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在多源流理论的解释逻辑中，各源流在某些关键时刻交汇，政策之窗被打开，政策企业家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短暂契机，积极推动政策议程，导致政策变迁。[1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是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得以启动的。本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维度探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的酝酿和启动过程及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政策的酝酿 1.问题流：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生存危机与资助争议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随着冷战的兴起和美苏争霸形势的明朗，美国政治界达成了遏制苏联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共识。在反共情绪高涨的形势下，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McCarthy)以“搜捕共产党间谍”的名义在美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查运动，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肆意对官员、学者、记者等群体进行调查和审问，这段以反共为中心、以政治迫害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浪潮后来被形容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美国学术界也深受其害，蔓延在美国高校的麦卡锡主义严重损害了学术自由，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包含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议题，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而遭到麦卡锡主义势力的抨击，社会科学被视作“危险思想”，社会科学学者则被指控具有“颠覆性”特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陷入困境。[12]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戴蒙德(S.Diamond)由于拒绝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而遭到哈佛大学开除。冷战结束后，戴蒙德揭露了当时联邦调查局在50余所美国高校使用窃听、监视邮件、跟踪等方式收集学者信息的行径。[13]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学者们有意识地斟酌措辞以避免争议，施加在学者身上的政治枷锁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遭到自然科学学者的猛烈抨击。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被重复验证，被认为有悖于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界的广泛批评。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科学立法听证会上，化学家亚当斯(R.Adams)表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社会科学甚至不应被称为科学。”[14]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比(I.Rabi)声称：“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实验得出客观结果，但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非常接近政治问题，往往具有争议，很难证明其发现的正确性。”[15]“H型炸弹之父”泰勒(E.Teller)宣称：“社会科学不比基督教更科学!”[16] 鉴于社会各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批评，在筹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过程中，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布什与基戈尔之争”(Bush-Kilgore Debate)，是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问题争议的典型案例。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联邦政府科学中枢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主任的布什和民主党参议员基戈尔提出了各自构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方案，两人关于美国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的议题存在明显分歧。1945年7月，布什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提出资助自然科学比资助社会科学更具紧迫性。[17]基戈尔则反对将自然科学置于优先地位，同年12月，基戈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第1270号提案”(S.1270 Bill)，主张社会科学作为公众利益的一部分理应得到资助。[18]这一争议持续发酵，1946年10月，美国参议院针对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议题举行听证会，由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组成的社会科学家小组试图向到场的参议员证明社会科学研究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方面的价值。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经济学家诺斯(E.G.Nourse)认为，国家防御系统既取决于工业能力，也取决于经济制度建设，因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得到重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格伯恩(W.F.Ogburn)是技术创新的支持者，他认为重要的机械发明会引发社会变革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有责任支持社会科学研究。[19]双方的僵持使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迟迟未能建立。1947年3月，布什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提出“允许但不强制资助社会科学”的折中方案，得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认可。[20]1950年5月，杜鲁门批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 of 1950)，正式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该法案规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发起和支持数学、物理、医学、生物、工程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尽管立法未将社会科学纳入资助名单，但“允许支持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其他科学”这一宽松条款为日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社会科学提供了合法性基础。[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