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1)09-0071-08 人才培养模式是关系“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首要问题，也是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关键所在。所谓人才培养模式，“笼统地说，就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思想并根据社会需要所确定的人才培养的总体样式。具体说，是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其他教育内容、课程及内容的组织，以及实施中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1]从高等教育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通常分为通才(通识)教育和专才(专业)教育两种模式，当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超越“通专二分”，走向多元化。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后，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随之开启。清末洋务学堂和实业学堂，以培养实用人才为己任，其恪守的“中体西用”之方针，避免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一起步就落入全盘西化的陷阱。民国初期的大学模式深受欧洲模式的影响，如“蔡元培的大学办学思想大部分是来自于德国的大学模式”，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中国大学也不再一味仿效欧洲大学的模式，而开始朝着美国的大学模式发展”。[2]此后，“通专之辩”纵贯整个民国时期。有学者主张培养通才：“今日中国大学之弊，在培植专才而不知注意通才。……如此以往，在彼以为专门绝技，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也有学者倡导培养专才：“今日之大学必为造就专才之所，……进可以为通人，退仍不失为专才。”[3]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更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造就了颇具清华风范的育才模式。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大学一直在通专纷争与纠结中蹒跚前行，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一直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工作，各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工作者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先后探索过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本文选取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的“又红又专”模式和近年来悄然兴起的“通专融合”模式进行专门论述，以勾勒新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整体画面与不凡历程，并探讨其作为“中国表达”的独特内涵与意义，以期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构建新时代大学人才培养新模式提供一些思考。 一、又红又专：对苏联专业教育模式的修正 对苏联教育模式的模仿与修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一般简称“前十七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索。有学者把前十七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6)以模仿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1957-1965)的主要特征则是偏离苏联模式。”[4]前十七年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两个阶段两种形态：第一阶段(1949-1956)是模仿苏联模式构建的“专业教育”模式，第二阶段(1957-1965)是修正苏联模式探索的“又红又专”模式。 从1952年开始，伴随着院系调整，全国高校开始进行全面的教学改革，构建以苏联专业教育为蓝本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撰文指出：“按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专业’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高等学校的教学设施以专业为基础，系不过是学校里面的行政单位。政府培养人才的办法，是按照国家建设需要，确定专业的设置，并以专业为基础作有计划的招生。”[5]毫无疑问，这种苏联式的专业教育模式，既与民国时期的通才教育决裂，也与其时一些大学倡导的专才教育不同，主要呈现以下特征：设置与国民经济建设对口的各种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全面引进苏联的教学组织、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其“重心是培养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内所需要的专业队伍”。[6] 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与欧洲大陆派一脉相承，强调人才培养的计划性，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实践环节等，保证了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但也存在一些严重弊端：一是专业分类过细，口径过窄，专业之间彼此隔离，导致“高等教育的专业培训被精准地调整到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时，便存在着一种机械呆板的效率”[7]；二是教学管理过死，人才培养规格整齐划一，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像法律一样必须严格遵守”[8]，“便成了约束教员和学生生活的一种框架”[9]；三是过于强调教育的正规化和专业化，“忽视了老解放区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优良传统”[10]，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专业人才的政治素质。 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党的八大的召开，推动了教育界对学习苏联经验的深刻反思，由此揭开了摆脱苏联模式、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序幕。“又红又专”人才培养模式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1]次年1月，毛泽东再次阐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12]此后，“又红又专”作为专门术语在各行各业得以贯彻，其中对教育领域特别是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最为突出。 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多次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这两个“必须”确立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13]同年6月，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又红又专，不就是政治与教育、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吗?”[14]同年8月，陆定一再次撰文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实行勤俭建国，也要求技术和文化，要求培养出大批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需要，也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5]可见，当时的中央教育决策层是把“又红又专”作为贯彻两个“必须”的有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