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由此进入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阶段，共同富裕也正式由理念目标迈入现实要求。这样就不能再满足于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理念来看待，而是要界定标准、制定政策、明确路径、细化方案来推动共同富裕，这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推进路径和具体措施提出了很高要求。虽然过去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非常广泛，但真正定量分析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则很少，因此政策研究要尽快补上这方面短板，以支持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发展过程中提出类似共享发展的概念并不鲜见，然而像中国这样明确把共同富裕放入到国家远景目标来具体规划推进的国家则没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过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些具体政策工具方面，却既有中国特殊性，同时也具有全球普遍性。因此在全球可比较的框架下，本文分析各国推进共享发展的相关措施手段，并从以我为主的角度进行比较借鉴就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分析我国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和前进路径，还能发现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所以具有重要的现实含义与应用价值。 本文先界定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相应指标体系，构建以结果为导向、且能指导政策应用的共享发展评价方法。手工收集162个国家或地区1990年至2020年的长期可比数据，立足于全球视角分析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路径，找到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环节，设计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和时间节点，并提出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关于共同富裕的话题已有非常多理论和定性方面的讨论，下文仅从全球定量比较视角，来综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及其政策工具等相关文献。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标准 实现共同繁荣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它具有全球普遍性(Ferreira等，2018)。但理论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发展阶段和禀赋特征等都存在差别，特定的共享发展目标更是千差万别。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目标，与其他国家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本质差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主要方面(邓小平，1993)。习近平总书记(2021)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各个主体的自我发展，不是简单以高福利结果兜底的共同富裕；而且推进超14亿海量规模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北欧城市型国家也有本质区别。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共享的关系，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推进，通过增长的方式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分城乡、分区域、分阶段的发展过程，并最终促进全体人民都迈入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动态过程。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1993)。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过程，共同富裕内涵标准随时间也会有所变化。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的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程度紧密相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短期内共同富裕的核心主要还是在物质富裕方面。在具体内涵上，李实(2020)认为在中低收入发展阶段，小康目标需要更多聚焦收入增长，而在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阶段，则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医疗、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应成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 理论上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董全瑞(2001)提出共同富裕的四条底线标准是，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不能以另一部分人收入的减少为条件、社会经济活动公正地对待生产要素所有者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所有者、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所得部分在增加、经济发展进程增加了所有人的机会。李实(2020)提出的标准是，全体人民收入、财产、公共服务水平高，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公共服务差距、人的发展能力差距小，就被认为是接近共同富裕社会。大多数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本质上包含国民总体富裕和全体居民共享富裕两个方面，分别对应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收入的合理分配(王与君，1999)。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 共同富裕包含国民总体富裕和全体居民共享富裕，这集中体现在公平和效率、发展和共享的关系上，在资源相对稀缺的前提下，它们在实际政策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之前强调既要公平又要效率的方式，在实践中并不能总是得到完美平衡，故在特定时期需要有所侧重(姬旭辉，2020)。李实(2020)认为，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仍然要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过早谈实现高水平或高标准共同富裕可能会削弱总的蛋糕容量，因此会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尤其是，姬旭辉(2020)提出，收入分配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如果蛋糕没有做大做好，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因此主张不能把收入分配地位抬高到过于脱离实际的地步。 Kuznets(1955)很早就提出，重视经济增长是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认为通过发展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认为收入分配改善是经济增长的自动结果。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会自动地实现共同富裕，李实和万海远(2018)认为，过去我国在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收入差距下降，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成为我国共同富裕的重要短板。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在局部领域影响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因此需要谋划由先富到共富的战略转换(姬旭辉，2020)。按照邓小平关于先富带后富并实现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由先富到共富战略转换的必要性就明显增加(青连斌，2021)，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在党的全会文件中提出，到2035年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