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提倡纯文学的《女神》作者郭沫若，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北伐”，这成为文学史上持续讨论的话题。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除了持历史后见之明的道德化评判外，值得一提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条路径：一是着眼于郭沫若早期文学的政治性，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政治性，讨论其转变前后的内在逻辑①；二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困境出发，讨论新青年转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②。这两类研究虽然着眼点不同，但理路有类似之处，都试图打破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视野，还原早期新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这些研究将郭沫若从文学到政治的转变要么说得太过突兀，要么描述得过于清晰，从而忽略了他转变过程中的曲折性。同时，将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文化政治实践描述为从文学到政治的转换，也窄化了他及其同时代人的问题视野。如果回到历史脉络中重新考察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活动，可以发现，他在从提倡纯文学到参加北伐的转向过程中，还有一个社会转向，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诗人的社会化”③。 一、文学困境与社会新路 “五四”前后，因受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感召，郭沫若暂时中辍日本帝国大学的医学士学业，成仿吾也放弃即将到手的工科学位，毅然归国从事文学事业。套用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说法④，可以说，他们当时是选定以文学为志业，而不是单纯想靠文学谋生。归国后，他们创办《创造》季刊等杂志，出版“创造社丛书”，这成为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他们笔下独特的文学形式，他们的理想主义，强烈地震动了国内文坛。但随着文学事业的深入开展，他们逐渐发现文坛既不如预想般神圣，文学事业也难以带来现实的回报，这让他们的理想精神和现实生活都陷入了困境。最终的结果是，郁达夫北上，郭沫若回日本继续学业，成仿吾则选择南下，创造社成员暂时分散至全国各地。 其实，早在1923年中期，郭沫若等人就已陷入困境，进而思考其他出路。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所说： 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候由广东到过上海来一次，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像雨后的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但自欧战结束了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又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几乎全部都拔了起来进了油锅。中国的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见了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抗拒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便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们自己也感觉着这种必要，但我们却没有转换的能力。⑤ 因为缺乏转向的能力，郁达夫便极力促使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作⑥。双方合作的结果是创办《现代评论》，这是一份兼及政治与文学的刊物。不过，此时文学与政治的合作，还是各自为政，可说是貌合神离。 这种转向的时代诉求，实际上不仅是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的意愿，也是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的想法。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新文化人的社会出路是一个时代问题。正如郭沫若在《水平线下》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示了一个intellegentia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但我们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⑦。青年在寻求新路的过程中，往往借助当时流行的理论资源，如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部分青年也认识到新文化自身的局限，试图走出书斋⑧，当时也不乏“到民间去”“到兵间去”等带民粹色彩的口号和行动，加上曹锟贿选导致的民国危机等原因，不少青年向往继续革命。 郭沫若在文学事业陷入困境之后，曾打算接受其长兄的安排，回成都进红十字会医院，但他顾虑到无法面对老家的发妻，而且听力不好，从医也有困难，故犹豫不定。郭沫若的这种困境，在他的小说“歧路三部曲”中表达得极为充分。在重拾医生职业之外，郭沫若也在考虑进入教育界的可能。当通过写作难以谋生的时候，找一份正式工作，如教书或当编辑，边工作边写作，是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的选择，郁达夫是这样，后来的沈从文也是如此。作为留学生，郭沫若并不缺少进入高校的机会，此前就曾接到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的邀请，但为了文学事业而放弃。1924年和1925年，他又两度接到邀请。1924年，他颇为心动，但因校方手续不周到而作罢。1925年，他再度接到邀请，而且受邀担任文学系主任，这次邀请实际上是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作的结果，当时武昌师范大学升格为大学不久，由太平洋社的石瑛担任校长，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南下担任教授。不过，郭沫若还是推辞了，这次是因为他正在参与创办一所新大学——学艺大学。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一度流行开设私立大学，学艺大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郭沫若1924年底再度从日本返回上海后，被委任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被允诺将来担任文学系教授及主任，因此不好半途而去。学艺大学由中华学艺社创办。学艺社是当时重要的社会团体，前身为丙辰学社，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林骙(灵光)等发起⑨，会员主要由留学生组成，遍及海内外。社团成员数量多达数千，职业以医生、编辑、记者、教授、议员等为主，多为社会精英。学艺社发行《学艺》杂志，出版“学艺丛书”。郭沫若在1921年留学时就被邀请加入该社，后来还担任该社学术丛书编委，可以说与之关系十分密切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