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中被“闪了一下”：“山乡巨变”，到底怎么“变”的 读周立波写于1956-59年之间、反映其故乡湖南益阳乡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①，自觉不自觉，会把同时期柳青写关中平原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李准写河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多篇小说在心里做个对照。相比柳青对合作化进程聚焦过紧、李准的作品都不是长篇，《山乡巨变》生活画轴般徐徐打开的这“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在茶子花开时节(1955年初冬)迎来“合作社”这一新事物的乡村世界，无论人物形象、情感关系、劳动样态还是地方风土，都显得更加丰富。不过，认真跟着周立波进入乡村深处，特别是进入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冲击在生活、在人心中形成的一道道坎儿的时候，常有一种被“闪了一下”的感觉：铺垫再三，千难万难，怎么忽然一句简单的好像为了交代的交代，或者坏分子的一句造谣引发一场闹剧，这些坎儿就被轻松越过去了呢？比如写正直而“顽固”的贫农陈先晋的入社过程，从“父子”“一家”“恋土”，到“决心”，笔墨很多，其间陈先晋松口入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本“跟耶娘一个鼻孔出气，只认得做田、不肯探闲事”②的二儿子孟春的转变，但孟春却是一句话就从落后到了先进。③而看起来有着诸多波折的陈先晋的转变——在干部们通过儿女、女婿做工作的“包围”之下，陈先晋从不理、观望、答应、反悔到“决心”入社，只是包围之下无路可走而已。在这一过程中，身为青年团乡支书、满怀理想但工作方法简单急躁的大儿子大春，和以“儿女、发家、土地”为生命价值所依的陈先晋，其实是谁也没有变的。 这样的细节一多，让我明了，山乡巨变，在关键的地方，到底怎么“变”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显然没有柳青的《创业史》和李准的相关小说开掘更深。不管是陈先晋对土地上父祖相承的劳作的眷恋、对合作社“龙多旱、人多乱”的担忧，还是山林归社、茶油分配引发的人心波动与公平问题，以及干部们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过快发展中的应对困境，在《山乡巨变》中，总是在各种生活喜剧的发生中悄然退场或被轻松带过。如果是柳青，必定苦苦探究如何从认识到行为正面面对、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李准，必定要调用他熟悉的各种乡村传统、道义伦理，以及新的制度、思想资源来探讨问题的出路和人的改变的可能。 1959年6月，唐弢就周立波1956-59年发表的三篇与《山乡巨变》的构思、创作同步的短篇小说，赞美一种属于周立波也属于新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建立在“淳朴、轻松、愉快”的生活感觉上，将深厚的感情蕴于“绚烂后的平淡”的美学风格的形成。④确实，这一风格，在《山乡巨变》中得到贯通而酣畅的表现，成就了一种富含美学自觉与历史意蕴的喜剧性，也成就了一幅新中国政治进入之后的中国南方山乡的生活画轴——其间的人们无论青壮老幼、鳏寡孤独、先进落后，无论带着何种历史问题、政治身份，都活得生气勃勃、有滋有味，敢于吵闹也敢于交出心来。就此可以说，《山乡巨变》之变，别有怀抱，周立波别有用心处、成就处。不过即使如此，周立波对如上“变”中问题何以不那么用心，仍值得追问，因为只有明了其“不用心处”，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他的用心处、成就处。 从“孟春转变的不交代”这样一些问题追下去，结合小说外的有关材料，反复细思：《山乡巨变》中的这些不用心，和周立波对处于时代政治中心的合作化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要深入认识《山乡巨变》的美学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喜剧性处理风格，不能不认真审视使《山乡巨变》这些美学风格得以成立所依托的周立波的政治感、历史感。 二、返乡：周立波的政治感、历史感与双重“放松”的写作状态 从1954年开始的五六年间，周立波多次回故乡湖南益阳，1955年冬到1956年冬，更举家从北京迁往益阳的桃花仑乡竹山湾村“深入生活”。⑤除了参与几个村的办社实际工作，他还下田劳作，事事关心，他的干部、名作家的身份和热切性格，也使得他成了一个常被找去调解纠纷、为人纾困的角色。这些都使得他对几年间合作化推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1955年初下乡他就看到、写信给刘少奇反映的缺粮问题，以及缺粮、干部执行经购经销时的粗暴作风等问题对“中央威信”“党群关系”的影响，⑥还是在建社过程中眼见耳闻的各种困难波折，都有相当的了解。不过，他相信合作化是新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开展，而且，就目前可见的文章和材料来说，至少在1959年底《山乡巨变》续篇完成之前，他对合作化未来的认识是乐观的。⑦在这一时期的他的意识里，只要按照党给出的合作化方向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么，当下一时所见的条件不理想，农民的迷信、短视、别扭、处理不好的公平，乃至猝然与过去安身立命所在的价值割裂的痛苦，都是暂时的，终将在历史潮流中被融合、化解。因此，他的写作状态是放松的。孟春转变的不交代，陈先晋父子在入社前后并没有从各自固执的情感、思想状态向前、向对方多走一步——一方面，或许就是他经历的更为普遍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在这种乐观的政治感之下，重要的是潮流的涌动向前，个人从“落后”到觉悟自在其中。孟春的兄长、妹妹、同伴都投入了这个潮流，潮流已然为年轻人所引领，在这样的氛围和逻辑中，即便对他的性格缺少交代，他的“突然转变”又有什么难理解的呢？所以，缺粮的原因可以查找，可以反映给国家领导人，可以建议粮食提留标准调整——只要潮流保证着它自身的正确和活力，潮流中的人们不变亦变，相比而言，“如何变”则不是那么要紧了。 周立波相信合作化是新中国政治的重要开展且对合作化未来认识非常乐观——这一政治感，与一种革命胜利后凝望社会、凝望生活的历史感相连。这也是诸多同时代文艺工作者所共有的——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热切的评论文字中透露了，他所感受的周立波新“风格”得以生成的土壤，除了文学修养与个性，显然与周立波对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只是相信而且“倾心”，与他对益阳乡村生活不只是“谙熟”，而且对包括物质性的生活细节由衷欢喜，被“旧的沉下去、新的升上来，不过这回是偏重后者”的“世界观”、历史感所充盈等因素高度相关。可以说，《禾场上》等短篇小说与《山乡巨变》中无数“安详舒适的小幅”一样，都“是生活的继续，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从“旧”中“升上来”的“新”的舒心描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