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6.010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解放区文学进入后期阶段。从那时开始直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理论界、创作界对于文学中的“小形式”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并以多种方式作出了评价。所谓“小形式”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兴盛期间即已使用的一个文学概念，指的是“在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一点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①“非常有用的”“单纯的，明快的，朴素的”艺术形式，“如Sketches，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读剧等”②。由于“小形式”有着自己特定的表现范围与目的追求，所以，它不是一种单一文体意义上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关涉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接受等许多重要范畴。缘此之故，解放区后期对“小形式”的评价既关乎对于形式问题本身的认知，也折射出评价者藉此所欲传达的“意味”。这对解放区后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以一手材料为依据，对解放区后期文学中“小形式”的评价问题作出系统考察，并藉此对解放区后期文学的某些重要特性作出把握。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5月之前，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③，同时，为达此“为民族”的功利目的，也要求“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④。所有这些虽然也可以导向对于“小形式”的肯定，但是，主流意识形态那时并没有对“小形式”作出明确的制度化的引领和安排。抗战初期，“以抗战救亡的事实为题材的小形式的作品”一度大量出现，甚至“取得了最优越的几乎是独霸的地位”⑤，这是创作界为了发挥文学“组织民众”的作用而自主“寻求方向”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现实的逼迫下”的“自动运用”⑥。但是，这种以作家个人认知为基础的“自动运用”状况也会随着作家个人认知的变化而变化。从1940年初开始到解放区前期文学结束，因为形势的巨变，“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脱离工作脱离实际”⑦。在此情况下，不少作家对文学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小形式”的评价和运用上出现较大的起落。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在“小形式”的评价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要求最初引发了理论界对“小形式”的关注和重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普及和提高”问题作出了重点论述。他强调指出：在当时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因此，“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⑧。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一精神，解放区理论界对前期文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反思和检讨。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有利于“普及工作”的“小形式”在1940年初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应用。这肇启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对于“小形式”的评价。 周扬检讨鲁艺的教育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从而导致“技术学习上的教条主义”，指出其重要表现即为“离开反映当前生活和斗争，离开应用”，发生了“轻视小形式，一心想写长篇中篇，写大合唱，演大戏的现象”⑨。张庚在回顾陕甘宁边区的戏剧运动时，围绕“小形式”与“老百姓”的关系作出概要说明，指出：最初由八路军带来的“多半是活报、舞蹈等小形式”，曾为老百姓所接受；但是，“大戏”风行之后，原先的那些“小形式”得不到重视，老百姓能看懂的剧本就大大减少了⑩。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检讨过去的平剧工作时，也认识到对于作为平剧中附属部分的“比较更接近群众易于注入新内容”的“小形式戏剧”注意不够，更没有对之展开“研究和改造利用”(11)。不难看出，这些反思和检讨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启发下作出的，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普及工作的响应。它们从形式问题出发又兼及内容问题，从一个方面表露出了对“小形式”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小形式”是反映现实生活、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任务的重要工具，是为群众服务、向群众普及、宣传群众并能为群众接受的有效形式，因此，必须大力提倡。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更以以下两种制度化的手段直截地对于有意味的“小形式”作出了倡导。 (一)建立文艺导向。这大体采用了两种方式：其一是间接的，即以党报发表署名文章的方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过陈涌的文章，题目即是《提倡小形式》。文章指出，“小形式在现时是适合适宜的”，而且“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像“对联、标语、小型秧歌剧、小型活报、杂耍、小曲、小本说书、大鼓、街头诗画、街头壁画、洋片、皮影、墙头小说、短篇小说等等，以及一切可以利用或可以试验创造的小形式”，都可以大大地提倡(12)。文章虽为个人署名，但也间接显现出党报的态度。其二是直接的，即以党报发表社论、公布党的决定或领导人发表讲话的方式。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曾发表社论，要求学习高街村剧团发动群众进行集体创造的方法，但在形式层面则应“多多创造像《高街做鞋组》那样的小形式，用的时间少，角色少，容易搞，也容易配合本单位的中心工作”(13)。两年多以后，更是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颁布决定，要求“乡艺活动”在形式上“应大量发展小型活动，演小戏及进行其它各种艺术小形式(如说书，洋片，歌咏，快板，壁画，街头诗等)的活动”(14)。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在文艺座谈会上也发表讲话，要求“乡艺活动”在创作上“多采用小形式”(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