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的张力,一直是近些年探讨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议题。 “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 “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有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① 这种想要更准确把握和更有效参与“当代”的关心,会拟定研究的指向和方法。它一方面给研究带来活力,让研究者能自觉拆解研究时所依赖的观念认知结构,将当代感和历史意识都及时地进行对象化的处理;但它同时也带来了研究中特别强烈的焦虑感。就像“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表述本身,决定了没有一个既成事实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那里等着被重返,而是必然要问从什么位置、什么视角出发,以及借助什么材料进入甚至是构造出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一方面,借用杜赞奇“打电话”的比喻——“历史就像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大体在其框架之内对之作出答复。这样,现在的我们与来自过去的打电话者共同成为创作过去者。我们怎样回电话,回电话时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别,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创造性”②——“重返”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可以被开掘出的张力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借用科幻小说家刘宇昆《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重返历史的梦魇”,不恰当的重返或者说一种急迫但糟糕的“关心”,不仅有可能破坏掉考古现场,还会对“当代”形成又一层认知障碍。 在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成果的总结中,已有论者注意到上述矛盾带来的问题:“重返”虽然把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意识和认识装置问题化,“解构了启蒙主义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但“它的社会学化、知识化倾向缩减了对文本内部构成的研究”,对“纯文学”的再政治化也因其显见的新左翼立场,“可能陷入新的意识形态陷阱”③。正是对这种病药相发的现象有所警惕,作为重返研究最早的提倡者之一,程光炜才在最近的研究中更加明确“理论减法,史料加法”④的转向。这看上去只是追求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增强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实则更凸显了无论针对过去还是当下如何找准历史感的问题。而对于八十年代研究来说,就是要把“重返者”的位置再度问题化,继续在变动的历史、现实中调试“八十年代”与“我们”的联系。 一、“重返”研究的“当下”时刻 理解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就是去回答:为什么一定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 面对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提倡史料化的趋势,虽然其意义在于从易受价值变动影响的批评状态“下沉”到历史研究中,但让文献史料“说话”仍是某种话语实践的一部分。没有史识,就不存在史实的边界和呈现。在重返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重返”的冲动是第一位的,史料化是途径,正是因为感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地参与构造了我们今天文学知识和学科体制甚至是感知、言说现实的诸种方式,所以有必要对很多常识、共识进行问题化、历史化的处理。也就是说,要首先通过“重返八十年代”获得对“文学”甚至是人文研究(者)的新知,进而才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甚至是重返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只有在这个意义,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才是具有原点意味、有理论指导性的断代史研究。一旦史料化只着眼于在目前的文学学科知识系统划定的范畴类别内完成更精细化、更复杂化的工作,也就跳过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步,后退回仅仅针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史知识生产。 这种“后退”的原因有很多,但也提醒我们思考构成“重返”冲动的历史前提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即重返者透视历史的“此时此地”是否有所错动?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最具共识性的问题意识,是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建构,通过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把“救亡压倒启蒙”“主体论”“纯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思想创造还原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生成的认知装置,发现其参与构造新时期文学与文化的“话语—权力”机制。研究范式虽有差异,但近几年的重返工作至少在两方面的批评意图是突出且一致的:一是在整体观而非断裂论的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指出20世纪80年代尽管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它内蕴着社会主义遗产的承接转化,对当代文学转型期的研究不能忽视如“前三年”作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丰富性,以及“前后三十年”的关联问题;二是更明确其论敌,直接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新时期意识即“新启蒙”话语展开谱系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可以说这两种批评意图的出发点都是要回应新时期以来“告别革命”驱动下“去政治化”的思想状况与文学实践无力回应改革进程中伴生的新问题,只不过后者的问题意识更直接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特别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生长之警惕有关。这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批评冲动,正如贺桂梅所说,“追问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展开80年代批判的历史前提,是要‘走出’那使得80年代知识成为可能的‘现在’即90年代。”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