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1)06-0053-07 1937-1946年间，冯友兰以“为我国家致太平，为亿兆安心立命”的使命感，写作出版了《贞元六书》，创立了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冯友兰自己对新理学的评价是，它利用“近代逻辑学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加以阐释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有益的”，但“其社会效果不甚令人满意”[1]213。后来也有学者批评，说它“远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多少显得与时代脱节”[2]。事实上，冯友兰有着鲜明的时代写作意图，《贞元六书》的命名虽来自《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说，表达春夏秋冬的循环，“贞元之际”即冬春之际，从冬天到春天，寄托着中华民族历经抗战的艰难困苦而至觉醒复兴之寓意。他对宋明理学元命题采取接着讲的做法，如“理”“太极”“气”“境界”等，涉及许多抽象事理，但落脚点还是社会现实，如曹聚仁所说：“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3]《新事论》讨论的思想内容带有哲学性质，它的问题却有时代特征，它的表达方式及文体形式则有文学史意义。现代述学文体不仅是语言表达问题，而且是说理方式问题，关涉建构意义的逻辑形式。只是人们并没有充分关注《贞元六书》的述学文体特点及意义。郜元宝对此论题虽有涉及[4]，但不属专论。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主要讨论的是章太炎和胡适的学术成就。《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册)主要讨论的又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学术贡献、学术活动和研究方法。陈平原的近作《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为本文写作提供了不少启发，主要讨论现代述学方法的“引经据典”，“演说”“讲演”与现代文章变革，以及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的述学文体，并没有关注冯友兰《贞元六书》的述学方式，包括与冯友兰同时在抗战时期著书立说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经典的文体特点。 一、论说之文：现代述学文的文体确认 中国的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和清代小学，直至晚清西学等历史阶段，有思想传承，也有方法更新。但其表述方式的变化却相对缓慢，直到晚清以降，社会文化出现危机，加之西方思潮的强力影响，面临百年之大变局，虽有古文今文经学，或有汉学和宋学的不同偏向，经世致用和说理论道却已成为学术文化风向标。如何传承传统学术，外接西方思想方法，重建现代思想文化秩序，就成了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章太炎和刘师培等开展学术活动的历史逻辑。与此同时，他们著书立说，传播思想；或激扬文字，直抒胸臆，也需要面对文言与白话，述学文与文学文的文体选择。实际上，他们对不同文体已有明确认知。1897年，梁启超将文章分为“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轨，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5]。不同于传世之文的文辞多端，“觉世之文”则有思维敏锐、文辞通达、条理清楚的特点。梁启超“以觉天下为任”，更偏爱“觉世之文”。章太炎也曾有“学说、文辞所由异者”的区分，认为：“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6]“学说”和“文辞”即文章和文学，它们有重合也有区别，“思”和“感”就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和文体形式，“思”在说理，“感”在动情。文学趋于想象、感情和审美体验，文章则偏重说理、论析和逻辑推演。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应用文的普及，其文体身份和定位也更为明确。1916年，陈独秀就对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作了区分，他认为：“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7]显然，“情”“理”之分延续了章太炎“感”“思”之论。高举白话大旗的胡适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纯文”和“杂文”的划分，而以“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代替，在《什么是文学》中认为：“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8]167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主张采用白话写应用文，“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文，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8]67。这里的“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就是述学文。相对而言，白话文学发展迅猛，占得了先机，社会反响大，而白话应用文却发展缓慢，乃至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还发现社会现实中依然存在文白并存现象，如学生在学校学白话，在社会上做事却学文言；文人作文用白话，写笔记小札私人函牍用文言；报章小品用白话，新闻社论用文言；学校教书用白话，公文布告用文言[9]。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曾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中说过文言文的存在情形，“报纸是大宗，其次是公文，其次电报和书信”[10]27，它表明文言应用文依然比较普遍，即使白话文占领了文学领域，也不能算成功，“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10]30。在全社会普及白话的任务非常艰巨，学术领域向来是文言文堡垒，甚至是学者和读者的身份标识，他们熟悉文言且习惯于那套程式化方式。鲁迅小说《孔乙己》写到“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常被别人取笑，他以文言回应，说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多乎哉？不多也”，教小伙计“回字有四样写法”，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里的文言不仅是孔乙己的酸腐，也是他的自我防护，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无可怜的自尊。 尽管应用文变革比较缓慢，但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变化却是不可阻拦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不但从“人的解放”入手，还从“文”的形式下手，着力语言表达和文体解放，“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8]134，语言文体有一定的限制和束缚作用，对文学文和应用文都是这样，所以主张将文学与文章剥离开来，文学之文变革先行，应用文随之跟进。刘半农就提出限制文学范围，“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可称之为文学者，“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11]，运用文字之处反而更多，因为“文字这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12]。实际上，述学文的功能也以实用为目的，它主要用在说理上，包括说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就此而言，不得不提到胡适的说理文章。陈西滢(原名陈源)曾认为《胡适文存》的文字“明白”“有力”，显出了“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并且预测它“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地位”，包括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都是“绝无仅有的著述”[13]。这对胡适文章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的确，就现代说理文，包括学术文章而言，胡适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梁启超到朱光潜，从说理的汪洋恣肆到清晰明白，从语言表达的文白夹杂到白话的干净简洁，胡适的贡献不少，成绩不小。朱自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胡适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成为“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标志。胡适文章特点在于清楚明白，属于“标准白话”，讲究情感、对称、严词、排语、比喻，而且有条理，在文章的组织方面，受到了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笔锋常带情感”，与梁文“有异曲同工之妙”[10]299。朱自清用胡适的长篇论文来证明新文学的成就，眼光不同一般，也恰恰说到了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关键，“五四”新文学与白话文有融合交叉，也有分离直至并行发展[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