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11-0148-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文学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这些文学史著的叙述内容各具特色，叙述逻辑也各不相同。这些文学史著通过重写文学史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传达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观念。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遮蔽”与“反遮蔽”的无限循环中。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仍然盛行，但与此前不同，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论著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与成熟，学界出现了多部文学编年史。2006年6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1900-2000》，但由于该书的编撰体例较为粗糙、内容较为简略，并未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发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少有的盛事。冯其庸先生认为，这部著作“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①。这套编年史迅速成为研究对象，出版不到两年，陈文新教授便从众多研究论文中精选出26篇编成论文集《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直至近年仍有不少论文屡屡提及这套编年史，甚至认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② 在此之后，又相继出现多部文学编年史著作，如张健等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年)；钱理群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与陈子善三人分别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简称《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2013年)；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年)；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2013年)；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年)；陈亚平、王晓华主编的《新世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2013年)；刘勇、李怡主编的十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2015-2017)；欧阳友权、袁星洁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2015年)；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2017年)等。这些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跨度都很大，资料的收集与前期的调查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於可训先生参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前后耗时六年，钱理群等人主编的编年史耗时七年，张健等主编的编年史耗时五年，刘福春更直言《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完成是他“三十余年的积累”③。 新世纪以来，围绕文学编年史的主要论著，学术界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笔谈活动。第一次笔谈的对象是陈文新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以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霍有明、陈平原、陈文新、鲁小俊等人的文章。第二次笔谈的对象是钱理群、吴福辉与陈子善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编者钱理群、吴福辉以及评论家陈平原、姜涛与王风等人的文章。第三次笔谈的对象则围绕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卓如与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以及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而展开，以《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赵京华、刘福春、段美乔、萨支山与程凯等人的评论文章。 学术界对于文学编年史的实践以及观照耐人寻味，为什么近年来出现了众多文学编年史？不同的文学编年史作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在於可训看来，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重“论”轻“史”局面，它“迫使学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④在钱理群等人看来，“‘编年史’的体例完全按照自然时间排序，就可以避免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纳入某一观念，进行有序化处理所带来的弊端”⑤。在刘勇看来，“因为文学编年史的编写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在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存在”，“这种意图就是要让人看到文学发展的时间的意义、细节的价值和逻辑的力量”。⑥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文学编年史”书写热潮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了文学研究范式从“重阐释”到“重实证”的转变。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文学作品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其核心要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观念下书写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曾经被遮蔽的主题和技巧是其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这些文学史著都是特定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文学编年史”试图对这种写作范式进行反拨，它旨在通过呈现文学史实的方式来探寻文学发展的实质，它的价值与意义呈现在多个层面。具体来看，文学编年史具有无法摆脱的工具性，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在工具性的基础之上使之向思想性维度延伸，从而在文学编年史写作内部与文学编年史写作外部形成了两种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