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安述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2-0079-07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有一些知名作家由于种种原因生平如谜，直到今天人们仍毫无所知。万国安即是如此。这位1930年代与黄震遐齐名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著名作家，自1935年后就仿佛人间蒸发般不知所往。虽然有学者曾对其进行过考索①，也有人还发现他1993年竟又发表了文章②，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万国安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之后又如何？仍不得而知。笔者几经辗转，费尽周折，终于联系上了万国安的后人，大体知晓了万国安的生平情况。现据笔者搜集的相关史料及其后人提供的大致线索，对万国安其人其文作初步的梳理，以破解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学术谜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打一个重要的补丁，故只陈述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万国安的基本史实与基本线索，同时就其代表性创作进行客观的评价，不罗列以往学界同仁在万国安生平及创作上的不实推测或误谬之处。若有不当，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万国安其人其文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万国安的生平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东北从军与试笔时期。1908年11月20日，万国安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兴隆泉村，1924年底与同乡王叔身(1903-1973)结婚。王叔身与万国安属父母包办婚姻，王叔身也是辽宁省昌图县人，系万国安的原配，直到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后，才与万国安离婚。黄震遐在《前锋月刊》1931年第6期《国门之战·黄震遐的序》一文中写道：“万君当时又娶了一个俄国少女为妻，却料不到她就是敌军的间谍，在本书《间谍》一篇里作者便是以爱国之心高出一切之敌，毅然将他的爱人打死。‘总而言之，就是她为她的祖国，我为我的祖国！’为了这层原因，他的爱妻——流波——便去做了‘红色英雄之墓’里的一个鬼”，这是误将艺术虚构当作生活真实了。1925年7月，万国安初中毕业后考入沈阳北大营陆军军士教导队第四期步兵科，1926年春升任王以哲团三营十二连准尉司务长，1927年因故逃离部队回家。③1928年万国安再次从军，在梁忠甲部任初级军官并于1929年参加了中苏满洲里的中东铁路之战，1930年随东北军南下参加中原大战时与黄震遐相识。④这5年的参军经历及此次与黄震遐的相见恨晚，特别是黄震遐对他创作冲动的热情鼓励，点燃了万国安从事军旅文学创作及参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热情。1931年2月10日，万国安在《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发表短篇小说《刹那的革命》，叙写了自己随部队讨伐郭松龄的战斗经历，开始了自己的笔墨生涯。得到编辑的首肯后，万国安趁热打铁，在《前锋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中篇小说《国门之战》，一举成名，并因之与黄震遐一起被视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两个代表性作家⑤。之后，万国安又在《前锋月刊》第1卷第7期发表短篇小说《准备》，描写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小差役李福，在关键时刻以一腔爱国心将日本人想要让他放火烧领馆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的诡计报告给中国军队的总参议，粉碎了日本人企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彰显出鲜明的“民族主义文艺”倾向。

      (二)上海从文与生活时期。1931年11月，万国安辗转来到上海⑥，在《申报》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年底，万国安与俞洁(1908-2003)结婚并在上海生活，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这期间，万国安主要以记者的身份从事新闻采写和文学创作，成绩显著。在新闻采写方面，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万国安经《前锋月刊》总编朱应鹏介绍，被《时事新报》经理汪英宾聘为该报的外勤记者⑦，与黄震遐、张若谷一起上前线采访，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多篇有纪实色彩的战地报道⑧，受到报界的高度赞扬。⑨1933年4月初，万国安又以上海《申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北赴张家口、多伦、张垣、沽源等地采访长城沿线中国军队的抗战事迹，至5月27日因战事紧张离开。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中，万国安写下了多篇抗战纪实报道⑩，再次体现出一名中国战地记者的职业良知。1934年2月，万国安从九江抵南昌赴苏区采写，直到9月因女儿万虹出生而返回上海。回来后，万国安发表了几篇有关苏区围剿的报道。(11)这些作品虽属于职务行为，但其中的反共倾向一目了然，这也是他后来遭到审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学创作方面，万国安的重心显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即：以长篇连载的方式讴歌东北义勇军不屈的抗日精神，传递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而坚决奋起御侮的历史诉求。1932年6月13日，署名国安的《苏四——东北抗日健儿的前身(一)》开始在《时事新报》上连载。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东北红胡子(土匪)苏四、宫长海、王德林、杜连升等人的经历为素材的传奇故事不时刊载于《时事新报》上，深受读者欢迎，即便是1933年6月经万国安修改以《东北英雄传》为名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后，书中的相关章节仍在《时事新报》上以《东北抗日三英雄》为副题继续连载(12)，他也由之被视为1933年年度文学新人。紧接着，万国安开始创作第二部东北义勇军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并于1933年10月1日起在上海《大晚报》上连载，至1934年3月30日刊毕。1934年9月，《三根红线》由上海四社出版社出版。这期间，万国安也偶尔发表几篇散文，通过描写他从日寇和伪满洲统治下的家乡乘坐火车出逃的经历，表现东北人民涌动的抗日精神及东北被日军占领后的亡国之恨，继续抒发着他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13)；或记叙江西的风土人情，显示了万国安随性创作的另一面(14)。与此同时，万国安也应约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如讲述“我”因水灾被迫去当兵的事(15)；四个穷汉的一段奇遇与浪漫故事(16)；及歌颂赵伯坚及其家人永生的抗日爱国信念，抨击了贪生怕死、麻木不仁的屯里民众(17)，等等，还是写他熟悉的东北生活。但显然，他更看重长篇小说《东北英雄传》和《三根红线》的写作，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可以说，上海6年，是万国安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他也一跃成为全国知名记者与著名作家。